尽管西西小说一直由台湾洪范书店拥有版权，近年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版，然而远在此以前，对内地读者来说，她早已不止是“港台文学作家之一”。香港作家陈宁说，香港书展年度作家奖有如终身成就奖，真正撼动整个香港文坛的是，西西终于肯出现在翘首以待的文学爱好者面前。

文/特约记者何翘楚 摄影/李智良

“我只是想带新造的猿猴出来……”西西在今年香港书展期间推出新书《猿猴志》，并在大会为她专设的文艺廊展馆中，跟大家分享她在癌症复原后，用左手缝制的熊偶、猴偶、精心布置的18世纪乔治亚娃娃屋、她的手稿，以及不同时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的《我城》。
这一次见面之后，也不晓得还有什么机会邀请西西出来，是以各媒体积极争取访问机会。她的多年好友、诗人何福仁为她义务编排活动，告诉大家书展期间老人家很忙，一天应对两三个访问。与西西相约在书展结束后第一天，倒成为了她近来最后一个访问。因此，她的心情轻松了不少。差不多两小时后，不是何福仁提醒，西西还留意不到她需要休息了。

她的上海

“西西，原名张彦，1938年生于上海……”每回读到西西的简介，都会再一次确认她和上海的渊源。她说家里本是中山人，但她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她至今还会说上海话。
小时候，她在家中说的是粤语，跟朋友、同学沟通是沪语，学校教学则是国语。那么，有没有感觉到口语和书写之间的距离？“不会的，说起来，我写作时脑海里响起的是国语。现在我读香港的报纸，每当他们写的是港式口语，我也要稍微停顿，把那些口语读出声音来，才明白字词的意思。”
她童年时住在大西路上（后称中正西路，再改称延安西路），最记得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中午时分，跟同学一起提着饭盒，跑过操场，到一家“泡水馆”（她解释，那是一家专卖热水的店），光顾一勺热开水浇在饭盒上，再用布把它包回学校里吃。
她一一比划着童年时上海的故居，它本来是马会职员办公室的平房，家里看得见大马路。在《候鸟》中她写下1949年解放军入城的印象，当时还在念小学的她跟父母一起围拢在床边的窗前，屏息静气地注视着……“后来我曾经回去上海，小时候住的那房子还在，我还到一直没有搬离的邻居家里作客。只是后来再回去时，房子已经拆掉了，要起高架桥。”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不记得了。”——西西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当她要向你呈现那本来是附在练马场旁边的故居，或是一件她手造的微型家具时，她在桌上用手比划着，口中描述一切完好无缺的细节；但是七十有三的她说“不记得”时，也很干脆。

西西老师

出于礼貌，很多人尊称西西为老师，其实这尊称也很准确——她在香港念完师范学院以后，一直在小学里当教师。她主修英语教育，不过基本上大部分科目都教过。一般读者或会想象，当小学老师的西西是如何活泼，但原来她并不喜欢教书：“那是一份没有满足感的工作。每天早上我写作，很快乐。下午回到学校，就是上班的心态，然后回家去，不用改作业的话再写作。”
没有满足感的原因是，她老是被学校安排去教成绩最差的班，学生的课堂表现使她头痛。最愉快的那一年，是在校内3年实习期满，学校给她编了成绩最好的甲级学生，让她能在视学官面前顺利过关；她教的是小学二年级的中文，作文课只需要教“造句”，她给孩子一些词语，又和他们读短短的新诗，孩子们都写起新诗来——在1960年代的主流教育里，这是相当创新的方式。后来教育司署开始推出“活动教学”，把她调到另一家小学去教四年级的中文，她忙不迭拒绝了：“又得做新教案、新教材，还常常有人来视察，很麻烦！”对西西来说，她真正热爱投入的，并非教学，而是写作的世界。

然而在香港，无论是50年前或50年后，坚决不变的现实是：爱好文学创作，绝对不可能养得起自己。西西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有没有当双面人的感觉？“不会呀！我用笔名，学校里没有人知道我是写作的。”何况稿费根本微不足道，又不是论政什么的，不会有人干涉（或理会）。“我们年轻时，本土出版并不如今日兴盛，报上的专栏总是有一批人写了好久，占着地盘不放手，发表作品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她和一伙朋友筹办“素叶文学”，独立出版文学杂志和书籍，既付款也供稿。其实，情况到今天仍不见得有所改变。
在39岁那一年，由于学童人数下降，政府鼓励教师提早退休。她一想到可以靠退休金生活，有每天写作的自由，便毅然离职。当时她没预计到，十多年后香港的经济起飞到那一点点退休金并不足以应付生活的程度，而版税和稿费，即使她在1980年代初于台湾凭《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大红起来，还是一样的微不足道，她直言“连缴税的资格也没有”。不过，能拥有时间和专注力，全身投入写作和她广博的兴趣，她宁可生活得简朴。

并非童趣

问西西有没有读过别人对她小说的评论，她直话直说：“批评的，我不管。就算是赞美，我也会看看他们赞的是什么。许多人根本不懂得我的小说好在哪里。有时我一看，咦，你根本没弄清楚我用过的功在哪里呀！我为什么会用那个写法，是因为我读过哪些文学作品，评论的人从来没看过，自然看不出所以然。唯有郑树森是知音，我下笔的手法，参考了哪些原著，他都读过，因此读得懂。”她尤其不乐意评论人一致推举《我城》为“童趣之作”。
“这么多年来，从不曾有人问起过，小说较前的段落有一群人示威的场面，他们到底在争取什么？阿发的老师两夫妇后来怎么样？最后他们在草地上，有泡沫飘扬是什么意思？根本就没有人留意过。”西西语气倔强，目光也锐利起来：“其实那些人是在争取合法自杀的权利，正如后来人们说的‘安乐死’，但我写的这些人是要自己选择给自己进行安乐死。阿发的老师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很受存在主义影响，认为这世界上有太多人了，地球的资源不敷应用，生命没有意义，一心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小说结尾草地上的肥皂泡，其实是安乐死的手术，那群人采用化学手段自行了断。”
《我城》写于1970年代，当时的知识分子追寻颇极端的存在主义。西西说她认识的朋友在海边走着走着，走到海中心去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情使她不断思索，平日看上去好端端的他们为何会结束生命？这一部小说，有那些朋友的影子在。但是，那伏笔写得很晦暗，以至多年来没有人问过她“真相”。
对于各种评论，西西有点不吐不快：“值得评论的不是小说的内容。议题不是最重要的。但许多评论说来说去只会讨论小说的议题。真正重要的是手法。就像苹果，人人画苹果，整个欧洲艺术史当中，每个画家的苹果怎么不一样，才值得讨论吧。一幅画的主题是苹果有什么好谈？电影也是，评论导演的手法才是重要的。”
经常被强调童趣，西西也觉得是一种误解。她说，其实她只有少数作品是以孩子的眼光看世界，“用孩子的声音去写小说，只因为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社群。”她说自己还有好些作品是从弱势社群的角度出发，就如《玛丽个案》，只是那些作品甚少被记起。
在书展讲座上，西西的好友许廸锵说起一件旧事：话说西西在台湾发表《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后，由于小说用第一人称“我”写成，她收到了一位纯情读者的来函，跟她说：“小姐别害怕！我会一生一世保护你！”陪同她前来的何福仁在一旁笑不拢嘴，西西却显得有点无奈和腼腆。当评论者把作者和小说中那个人物、那把声音混为一谈，也就跟纯情读者差不多，把小说中的“我”误认为就是西西本人。何福仁补充说，西西写小说就像一个演员，走进了不同角色之中，演绎出各式各样的故事，不等于她就跟角色拥有相同的特质。不愿意小说再被标签为“童趣之作”的西西为大家如此开脱：“可能别人看我喜欢玩具，喜欢造毛偶吧……”
无法肯定她是否同意自己活像一个不会投入自己的艺术家，她只是说，在大部分作品当中，她认为自己是“在其中”的。

Notes后记

访问当中，还有许多美好而珍贵的话语，一些难忘的印象，我多么渴望，能够一一告诉读者。譬如说，访问中途，西西突然转向何福仁，要求他准许给她的柠檬茶添些糖水，何福仁像个口硬心软的严父，一边告诫她糖尿病不可喝甜的，一边给她添了两回。我问她：平日可喜欢看电影？她说她喜欢的是动画，《冰河时期》什么的，《魔戒》也喜欢。还有，我告诉她，我的好友智海曾向我炫耀，西西老师送了一只亲手造的布偶给他，她听了觉得很好笑：“不过是用袜子造的娃娃！这也好炫耀的？”
离开前，我问她可愿意到午后的阳光中拍几张照片。她欣然说好，并且，以喜悦的步伐走到摄影师、作家李智良指定的地方，站得笔直，双手垂在身旁，脸上展开了不擅长的笑容——我完全明白，即便是一番误会，她的人，确实是散发着如同孩子般纯真的魅力。这也说明了，其实大家对这位文学大师，是何等的喜爱和珍惜。

* [註: 此乃編輯修訂版, 原文更長, 改天我再另文補充。]

黃碧雲現身，是今年書展的亮點之一。她的講座還沒開始，室內連走道也坐滿了人。每人獲發一份她親撰的講辭。然後她進來，像一個大明星。坐到講台上，神情是還沒開始就疲倦了。但，讀着讀着，她哽咽，她訴說了比預期更多的話。她還用跳Flamingo的姿勢示範小說句子的節奏。然後她也說笑，並且用心回答讀者的提問。講座完畢，大會給她獻花，她立即折下一朵玫瑰，別在鬢際。半小時後，我和其他記者在另一個房間跟她進行訪談。

許多人告訴我，他們崇拜黃碧雲多年，極渴望有機會多了解她。見過她以後，我也羨慕我自己，能夠一睹她的風采。但若你問，黃碧雲真人如何，我不懂得回答。就像，黃念欣問董啟章﹕你能一言以蔽之，說說《末日酒店》麼？董回答說﹕還沒看透。我想折衷的辦法是，把講辭以外和群訪當中，她說過的一些話，裝載心上，再向大家複述。

（關於新作《末日酒店》。）
「有一次我去澳門玩。在酒店的酒吧裏，有一個男孩子走進來，他穿著T-shirt短褲拖鞋，認識酒吧裏的每一個人，他是一個27歲的葡國人。當我看見他走進來，就有了小說的第一句。」

（《末日酒店》是用直覺語言寫成的小說。）
「寫下第一句的當時，我完全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個故事。連句子當中那個『我』是誰也全然不知。漸漸我看見一個舞會，舞會中有許多人，我像個記錄員，把我看見的一一寫下。」

（關於寫作的純粹。）
「有段時間我常覺得有雙眼睛盯着看我寫什麼，我便完全寫不出來。我常說，寫作是，進入一個房間。為什麼要寫、自己在做什麼等問題，統共留在房間外；房門一關上，裏面只有你自己。是一種全然純粹的狀態，毫無雜念，近乎宗教的儀式，如某些人禱告一樣。要排除一切的干擾。很乾淨的。這就是我要保衛的純粹。」

（主持人黃念欣問：下一部作品，聽說是男版《烈女圖》？）
「也不知道能不能寫成……我叫它做《烈佬傳》。這部小說我寫得很辛苦，已重寫了三次。我慣用的寫作方式比較接近女性的，現在要用一把男性的聲音和Persona去寫，很困難。那些『佬』是一群老去了的六十餘歲的黑社會，我有時會去跟他們聊天。小說中有些黑社會詩，但原來這是犯法的，我也不知怎麼辦。」

（聽說你曾因為小說銷量不好而感沮喪？）
「我現在是完全放下了銷量不去想。一開始的時候你總會去爭取，一直爭取不到之後你會放棄。那種……羞辱感『你啲嘢冇人要呀。』困擾着我很長時間，到最近幾年才擺脫了。」

「靠寫作維生太騷擾作者了。寫作不是我的職業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一種社會行為……寫作是屬於內心的，所以我常以宗教比喻寫作。」

（會考慮出簡體版麼？）
「不。我並不希望有太多讀者。因為我的作品是很安靜的，人一多便吵。」

（會考慮再版舊作麼？）
「我的編輯曾代我答道﹕還不是時候。我跟他說，你先等我死了吧……再版即是我要重新翻開舊作，我不想這樣做，目前我真的不願意再讀一次從前的作品。」

（關於生活。）
「在西班牙，每天早上醒來，喝一杯咖啡之後便開工，一直寫到下午兩三點，到四五點去上一小時的課，如果當天進度理想便收工，不然就晚上再寫。也算是有規律的。」

（關於中年。）
「我已來到人生的另一端。感到人生有限，要趕時間。趕及在死前做好要做的事。我年輕的時期比一般人長，所以發現衰老的時候感覺很突然，以前寫成了《晚蛾》。現在我已習慣了，很好。」

（鄧小樺問：現在你的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沒有。（唯一是）好好面對死亡吧。如今死亡是生活的命題；年輕的時候，死亡只是文學的命題，很浪漫。現在是實在的生活的命題。」

「希望自己死的時候是很溫柔、是有尊嚴的人。」

文／圖　何翹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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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快樂
﹕親愛的，今天是我第一個母親節

去年母親節，我在星期日明報訪問何式凝，報道她以拍攝紀錄片的方式研究，香港女性如何用各種方式和策略，去演繹「母親」，這個人世間最古老的角色。文末順便提及，我也身懷六甲，即將體會「成為母親」是怎麼一回事。今年黎編輯再約稿，小兒剛滿半歲，為紀念我第一個名正言順有份慶祝的母親節，我欣然說好。但，唉！身為一個女人，我的史詩當中，最難書寫的一章，正是過去那一年，自腹中孕育小生命開始的種種經歷和心情。成為母親不僅是精神和肉體上的巨大挑戰，更是讓女子一次又一次逼視自身，把自己的身分推倒又重塑，同時得急促地適應社會期望的，驚心動魄之旅。千頭萬緒，怎寫？

我想起上一次訪問我最喜愛的女作家，她問了我一個問題：「人們常說，生過孩子的女人才是完整的女人，你認為是嗎？」當我說出自己的答案，便突然從一大團無法整理的思緒中，清晰地找回自己的聲音。於是，我厚著臉皮跟自己的女朋友叩門，請她們給我提一個問題，任何關於生育和 motherhood 的問題，當作我的母親節禮物。她們當中有已婚的也有未婚的，本身並不是母親，但一同見證著我成為媽媽。我期望，這篇對話錄能呈現出，「母親」在我們這世代的香港女子之間，是怎樣的概念；當我們思量要成為母親或不，我們關心的嚮往的恐懼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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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baby（期待30歲／唔知想唔想生）：是什麼時刻或事件，讓你覺得自己已準備好當媽媽？需要刻意準備嗎？

答：
有個已婚女友也問過我相同的問題，我答她「Don’t think! Just shoot!」哈哈。在我自己的處境中，並沒有那「決定性的瞬間」。我甚至懷疑，其實有沒有可能事事準備定當才接這個 job？到底有沒有人能夠百分百準備好？到齊備一切「生仔之條件」，說不定生理上就喪失資格了。當然，有許多實際的考慮，是應該「刻意」去準備的，例如勞工法例怎樣保障懷孕僱員，什麼情況下才可享有有薪產假等資訊。然而心情上呢，由得悉「他來了」那個清晨開始，到他出生那天，整整九個多月，足夠預備有餘了。

言（27歲／好想生）：你覺得發現懷了孩子的母親，是否必須為孩子而結婚？（如果男朋友是孩子爸爸）

答：
生產過程之痛苦和生產過後之半條人命，假如身邊沒有他，我真不知道自己怎麼承受，怎可能熬過去。手術後我兩天不能下床，第三天靠他又扶又抱的才能走幾步。那個元氣大傷的身體連我自己也感覺難堪，多得他捱義氣照顧我。他的力量傳遞給我一種感覺：他為我所做的，並不是因為我們已經結婚，而是一些更堅實更重要的東西。我說是情義，你也可以說是愛。在生孩子這一關來說，女人有否結婚似乎不是重點，有沒有人愛你愛到可以承擔最虛弱的你和孩子，才最要緊。至於日後養育那方面，女人應不應為孩子而結婚，我還不夠經驗去判斷啊。

Lawall（25歲／唔知想唔想生）：抱著孩子時，你看見什麼？

答：
有時候看見自己，有時候看見自己的媽媽，有時候看見他……更多的時候我抱著他就密切檢視他有沒有鼻屎……

Ada（30幾／唔想生）：為咩要做阿媽？

答：
為了快樂！我早就想像有孩子是很快樂的事，我嚮往跟另一個生命無比親密。果然，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因為擁有許多許多的愛。此外我相信，成為母親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課。常常觀照到自己的執念，要是沒有如此不保留地付出自己，我想我是不能達到那深度的。

饒雙宜（27歲／想生同唔想生之間）：你想成為一個怎樣的媽媽/自己/人？

答：
強大。善良。溫柔。幽默。認真。

嬌嬌（25歲++／很想當媽媽）：現在的我常覺得媽媽很長氣，您成為媽媽後，有更體諒和愛自己的母親嗎？

答：
我一直勁愛我媽，其實。只是母女之間是很複雜的情意，無從簡化。總之，終歸是愛的。記得孩子剛出生那星期，我媽來看我時，帶了我嬰兒時期的照片來——那陣子，新生兒有如天降巨星一樣，基本上沒有人記得我了，然而我媽，因此惦記起我好多好多年前，被她生出來的樣子……相信在我成為母親以後，我和我媽之間添了默契，感情也深刻了。

H（31歲／唔想生）：生了BB之後，你最想自己一個人做的是什麼事情？

答：
去旅行。那種很短暫的，三天兩夜，稍事出走的小旅行。台北、上海和北京也有我喜歡的朋友，好想自己出發去看他們和他們所在的城市。或者不是城市吧，有海有樹有山的地方，一個人去走走。但是，每當這個念頭浮現，我也發現自己同時期待著，到兒子幾歲大了，可以跟他一起去旅行，一起去尋找美麗的事物。

貓波（過了30歲／唔知想唔想生）：你說過，孩子帶來無限的快樂，很快樂也很大鑊，我想知道的是，那隻鑊，是一隻怎樣的鑊，有多大？

答：
大到蓋住了我整個人生。我無法回到「非媽媽」的思考和行為模式去。事業前途理想等命題，也得換個媽媽模式來重新操作。而你我都很清楚，這個社會依然是父權社會啊。十年前，記者訪問成功女性總是要問「你點樣兼顧事業與家庭」但從來不會問男人相同的問題，依你看，社會的意識形態有重大改變嗎？幸好，我們現在相對地有更多空間去發揮，就算一隻鑊是揹住了，也有偶爾放下來透透氣的時候，又或者，可以用我自以為型少少的方式去揹住它。

王細（30歲／唔想生）：孩子出生後，你覺得「我」與「媽媽」變成同一個人抑或「我」退到背景去？

答：
其實我分不清楚「我」和「媽媽」的界限在哪裏。「自我」和「媽媽」在我的生活裏並不是衝突和對立的。譬如說，當我到文學營去當導師，三天見不著孩子時，我的心仍然是一個媽媽的心；同樣地，當我在家中餵孩子吃米糊，給他換尿布時，難道我的靈魂就不再是我的靈魂嗎？不過，在實際的家庭作業系統中，難免有進退兩難的時候，就像這篇稿，寫時已跑開了四五遍，因為孩子不肯好好喝奶……

文／ 楚（http://lazylife.org）
編輯 陳嘉文

【明報專訊】不經意向友人透露某天下午約了韓麗珠訪問，引起頗大反應：「讀了她的最新小說後，很希望聽聽她本人怎麼說。」「哪裏刊登？何時刊登？滿期待的。」《縫身》的書腰印「香港文學新天后」的字樣，姑勿論這稱號如何俗氣，這一輩香港文學的名人堂裏，韓麗珠絕對是個重要的名字。

而她本人是何其低調。從二十歲出版第一本小說集《輸水管森林》開始，幾乎是不定期地奪得不同的文學獎項：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 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十大好書中文創作獎、年度中文十大小說、紅樓夢文學獎推薦獎……現在她還不過是三十出頭，將來她的文學成就仍未可估計──惟認識她的人都知道，以上一切，你根本無法從她的口中得知；如你真想瞭解，便得像我那般，在網上搜尋器鍵入她的名字。

最近她的第五本小說出版了。書名《縫身》，意思是把兩個本來獨立生存的人，透過手術將他們的身體連接在一起。在星期二下午的咖啡店，韓麗珠這麼告訴了我：「故事起源於我在壽司店裏看見一大缸熱帶魚。接下來我還看到一個單腳的人在房子裏面跳。」這兩個影像給她牽引到一直想寫的連體題材上，在一連串失眠的日子，小說一點一點的密密縫起。

關於連體

「你是真的看見了他們嗎？」「在我把他們寫出來以前，必須先看得見他們。」韓告訴我，她在網上尋找過許多連體人的圖像。漸漸，書中進行縫身手術而連體了的主角「我」和「樂」，便在她腦裏有了個形象。

「為了經濟考量，立法機構定立了《縫身法例》，成年者可透過身體配對中心提出縫身申請，根據兩人身高、體重、膚色、年齡和新陳代謝的速度，進行縫身配對，並可自行選擇連體部位，連身人的工作能獲得優先保障。」韓為小說奠下了這樣的基礎，故事一開始，「我」便已跟「樂」完成了手術。

「我」和「樂」選擇了在胸腔抽掉大塊肌肉，然後連結成一體。韓用手比劃給我看，他們兩個身體的接合位置，大約在哪裏。我不得不懷疑，要不是我的想像力有限，便是我原來，從不曾正眼看過連體人的形象。縫合身體明明是如此的匪夷所思，我卻被韓平淡的語氣說服了，還提出了技術性問題：「他們可以生育下一代嗎？」韓點點頭：「自然可以。他們還可以擁抱對方的。」

關於反抗

小說中的「我」是一個念大學的女生，本來對於縫身法極度抗拒，並且經常跟宿舍室友「微」和論文導師「腿子教授」對此進行討論和批判。然而她自己活在嚴苛的規範中，能反抗的餘地極小；她選擇了的方式，是以連體人為畢業論文的研究題目，「甚至僅是不停地思考。」韓安排了書中章節分別以故事情節和論文內容區間：第一章是故事，第二章是論文大綱，如此類推。讀者一方面跟隨「我」在故事部分逐漸陷入縫身的羅網，另一方面又變成「我」的論文讀者，以理論和文獻製造對連體人的論述。

韓麗珠說這種小說形式非她原創或獨有。「我念書的時候自覺不會寫論文，我不懂得把想法化成學術文章，只懂得將之化為小說。」她念碩士班時，接觸愈多的理論，愈引起她深刻的思量：「我常常質疑，到底某些理論是如何成為權威的呢？」小說中她用了正統的形式去書寫「論文」，除出引用榮格理論，小說中出現了好些「學術著作」，韓說：「那些全都是我憑空創作出來的。」

這正好是一記打在權威臉上的耳光。思考和論文是「我」的反抗之道，卻又是另一套權威的語言，同樣要強加於個體身上，直如詭異的縫身法律。而且說穿了，也許只不過是某人某時某刻的「創作」。女大學生所仰賴的學術探索過程，由只得一條腿的教授帶領。韓說：「這個社會裏一定藏許多殘缺的人。他們被社會定義為不完整的，因此我們可以安心接受他們被隱藏，被看不見。」這個單腳的人，其殘缺是顯然易見的，縫身前被剖開然後再合二為一的連體人，卻被社會定義為「完整」。

人和人

於是讀者們聯想到，小說是她對婚姻制度的尖銳批判。「讀者是完全自由的。」韓認為他們總會帶自身的經驗和概念框框去閱讀──所以被問到「縫身」是否可被如此理解，韓只是微笑說「或許。」我再問及「假如它必然是個隱喻呢？」她說：「那麼『縫身』譬喻的是社會強加諸個人身上的規範吧。」然而我始終認為，對於每一個曾經思考自己要不要接受婚姻制度，或如何在婚姻制度中存活的人來說，縫身這譬喻只有太貼切，太逼真。

就正如韓筆下的連體人根本並不親密。人和人之間即使被縫合，還是會有內心的距離，「我」便要求連體的「樂」服食安眠藥，以換來她的自我空間。韓提到，其實最親密的人是「我」和「微」，當她們還是兩個獨立的大學女生時，在宿舍「分享彼此對世界的質疑和抗拒」。可是如同許多人的成長，她們最終以不同的步伐離開了對方，各自跟男人進行了縫身手術。

我繞個圈子去問，在這本小說中，有沒有愛情的位置呢？韓說，愛情存在於各樣不同的關係之中，「我」和「微」之間，「我」和「腿子教授」之間的感情也可以是愛情，不過她不贊同這個社會經常放大或強調愛情；我想我至少從她口中確定了她小說中，秘而不宣的是「愛情不是縫身的必要基礎」。

《縫身》跟以往的不同於，從前韓麗珠的小說經常以家庭和家族跟個人之間的關係為題，這次的焦距縮窄到兩個人如何連結成一個新的共同單位。我問韓，這是否反映了人生階段的演變？你願意婚姻、家庭和家族被理解為你作品的里程和核心嗎？她微笑不置可否，只道：「這樣理解也許是方便的。」

文 何翹楚 http://lazylife.org
編輯 曾祥泰

作家動向﹕在愛荷華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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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去年韓麗珠獲得何鴻毅家族基金邀請，參加美國愛荷華一年一度的國際寫作計劃，出任香港作家代表。留美兩個半月，韓認識了緬甸的作家，一個感情純真的中年人，也認識了不願回去伊朗，想盡辦法在計劃完成後留在美國的女作家。由於必須改變日常溝通的語言，讓她對於自己身為香港人的身分有了新體會：「我們的方言不同於書面言，我發現日常語言和寫作語言之間的距離，做就了我們獨特的書寫中文的方式。」在愛荷華期間，她完成了一個中篇小說，但暫時不認為是發表的時候。

「其實《縫身》被寫完了就好，不被出版也沒關係，事情已經是完整的。但我是個寫作的人，如果沒有作品被出版，別人將無法合理化我的生活。」當她談到這裏，我猛然察覺，韓氏小說中最詭異的部分，正是如此這般「被社會合理化」的種種事情……

如果沒有了她，我們將不能夠再進入「1Q84」年——那個鐵路道岔切換了，回不去1984，同時天上掛著兩枚月亮的世界，無疑是，由村上春樹用日語所構成的世界；然而那部風靡萬千讀者的繁體中文版小說，卻是她孜孜不倦地翻字譯句的成品。她是賴明珠，既是引進村上小說到華文世界的第一人，也是香港和台灣 村上迷熟悉不過的金牌翻譯。在萬眾期待的《1Q84》Book 3 出版前夕，且聽她娓娓細訴，跟村上作品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還有她對這部傳奇作品的看法。

問﹕何翹楚（何）
答﹕賴明珠（賴）

何﹕你翻譯村上有何習慣？譯《1Q84》時，它還未完成吧？

賴﹕通常我會先讀一遍日文版，《1Q84》也不例外。村上春樹的新書，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先讀為快，充分享受一個純讀者的閱讀樂趣，感受新鮮題材和奇特故事所帶來的意外驚喜。同時因為預定要翻譯，所以讀著也難免會考慮翻譯時會以什麼樣的方式來轉換。比方感受這本和其他作品的差異在哪裏？節奏的快慢、調性的濃淡等整體印象。但動手翻譯之後就不太考慮前後了。只會順著每一句，感受文字當下的感覺，並把每一句日文盡可能轉換成鮮活而適當的中文，讓作品行文和角色對白能生動自然地躍然紙上。

何﹕第三冊何時開始翻譯？待日文版出版後，還是收到完稿就開始？譯了多久？

賴﹕村上春樹不會在出版前先把稿子透露給譯者，內容都事先充分保密。《1Q84》Book1、2、3日文版，我都是從Amazon網路上預訂的。Book3我從四月下旬拿到書開始讀。前後花了大約四個多月時間。三本的翻譯和校對共花了大約一年時間，《1Q84》確實是村上春樹所有小說中最長的一部。

何﹕距離你首次翻譯村上至今已經二十四年了，你如何形容這段長久的合作關係？有跟作者共同進退、一起成長的感覺嗎？

賴﹕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長期持續翻譯一位自己喜歡的傑出作家的作品。村上春樹的作品多年來有些堅持不變的特色和精神，有些則受環境變遷和生命歷程的成長而逐漸改變，有些則是他自己不斷創新的地方。在繼續翻譯中，我感覺自己的生命歷程，好像每五年就有明顯的變化。我們一起走過一個時代，進入新的世紀，不可諱言的也一起變老了。

何﹕村上本人是否關心不同譯本的分別？

賴﹕村上自己英語好，也翻譯英語小說，因此特別注意英語版本。有些國家的翻譯者精通英語的比日語多，因此有些無法直接從日語版翻譯，便從英語版間接翻譯，可以說是重譯。村上的作品已譯成四十多種語言版本。

村上雖然學過英、德、法、意、西班牙、希臘、土耳其語，加上日語，共八種語言，但可惜不懂中文。我常想如果沒有中日戰爭，他會不會學中文？可惜他可能無法知道中文譯得好不好？不過他的小說中倒常出現中國和中國人。

何﹕有人說村上的日文其實有許多英文文法影子，而且喜歡談論西方文化事物，所以跟其他日本文學譯法並不相似。你同意嗎？

賴﹕村上的文體確實具有明顯的英文語感，用字遣詞和思考模式都帶有一股奶油味。這和他雖出生在京都，但隨即搬到神戶附近的成長環境有關。神戶是國際性港口，他從中學就開始看世界史、世界文學全集、英文小說；聽西洋歌曲、爵士音樂。他喜歡西方文化，又是獨生子，獨處時間多，聽音樂、看電影和讀小說，填滿他孤獨的少年時光。

事實上他的第一本小說《聽風的歌》剛開始幾頁就是用英文打字的，後來才改用日語寫。因此中文翻譯時，保留這英語的語感也成為他的作品趣味之一。

他剛出道時，就被稱為「和魂洋裝」的作家。確實，他的作品表面上洋化，其實精神很日本。從開始到現在，都透露東方的老靈魂。他父母都是日文教師。要他從小就背誦日本古典文學。早已奠定了他的東方思想基礎。例如《1Q84》中所提到的「平家物語」故事，就是典型的諸行無常的東方思想。

何﹕我第一本讀的村上春樹是你很早期就為他翻譯的《遇見100%的女孩》，一直追隨你的譯本，感覺上你的翻譯風格也有很大的轉變，是你的譯法在改變，還是由村上的作品改變帶動？

賴﹕我的譯法有改變嗎？當然改變應該也是自然的，我確實不斷在檢討自己。

我盡量努力讓譯文正確又自然，但有時不可兼得。因為求精確時，有時會流於不順暢。求順暢時有時會犧牲精確。村上的小說由於具有獨特風格，因此我也格外注重風格的保存。但我想有時適度的不流暢也是一種風格。就像一個有個性的人說話未必流暢一樣。

我想早期的我的翻譯可能過分拘泥於追求精確。近期以我自己的體會，感覺村上已不太執著於文體和風格，漸漸轉而重視故事的發展，角色個性的掌握和對白的生動描述。因此文字有走向行雲流水般的自然揮灑。我也嘗試做一些比較寬闊和自在的調整。

何﹕你翻譯過的村上作品中，有沒有想重新再譯的一本？會如何重譯？

賴﹕我不想重新再譯，但希望能改版做一些修改。《挪威的森林》和《聽風的歌》已經改版過，接下來我希望有機會修改《遇見100%的女孩》。這本很有實驗性，在取材和文體上都很特別。可以看到村上文體的多面性和出發點。我希望能修改得更簡潔，更接近完美一點。

何﹕你在翻譯時，有沒有預設讀者對象是哪個地區的中文讀者？有否想過香港讀者的評價？

賴﹕我在翻譯時沒有刻意區別不同地區的讀者，不過還是會想像香港讀者可能有不同的感受。這和不同地區讀者對中文、英語文化、日語文化的喜好程度和接受度稍有差別應該有一點關係。相當耐人尋味。但除了大環境不同之外，我可以感受到不少讀者喜歡我的譯本，這讓我很高興。同時也有部分讀者喜歡林少華譯本和英語版本，表示香港的多元文化特色。我也覺得很好。

這次《1Q84》Book1譯文我用到不少注音符號，原來是為了表示深繪里有語言障礙和讀字障礙的特殊效果，卻疏忽了香港和大陸讀者對注音符號的不熟悉和不適應。可見小說的翻譯，需要考慮得更周到才行。不得不深自警惕。

何﹕對村上以後的作品還有什麼期望呢？

賴﹕不同年齡對事情有不同的體會，我希望看到村上春樹繼續成長、成熟和蛻變下去。例如《1Q84》Book3，他提到「人無法為自己而再生。要為別人才行」。並不只一次提到「要得到重要的東西，人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他在不同階段，帶給我們不同的智慧和啟示。

後記

早已在書店訂購Book 3的朋友們，還有約稿的編輯，也極度關注Book 3是否《1Q84》的大結局，著我找時報出版社方面討個明白，我得到的答覆是﹕「本書的編輯和譯者也曾分別說明，到Book 3已經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截至目前，日方出版社也沒有給我們有續集的資訊。」村上本人在日本接受雜誌時則說﹕「不能說沒有續集的可能。」

訪問、整理﹕何翹楚
編輯 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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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時尚偶像，就是指在流行文化層面上產生社會影響力的人，言行舉止廣受關注，形象品味備受推崇，引領潮流。與其說她們展示美麗，不如說她們散發魅力（glamour）。」

──《時尚偶像》呂書練

「Fashion is an attitude.」曾任各國際時裝雜誌中文版總編，筆下道盡時尚文化和風雲人物興衰的呂書練，在訪問中一再強調﹕「時尚不只是華衣美服，更是一種態度。」

所以她不會跟你討論今季必買項目，也不會著你留意哪個當紅設計師。翻開《時尚偶像》一書，你發現那是一連串家傳戶曉的名字﹕柯德莉夏萍、可可香奈兒、瑪麗蓮夢露、貝隆夫人、戴安娜、麥當娜……呂書練這本著作的重點，是怎樣的人生態度，是怎樣的時尚風格，教她們在自己的時代併發出獨一無二的光芒──甚至創造出自己的時代？

當最後一位時尚偶像也沒落以後，取而代之的超級名模和一眾名人，又是如何在時尚文化中競逐鎂光燈和影響力？整個時尚工業是否由一小撮位高權重的「幕後玩家」所操縱？這本四百多頁，設計精美的新書，既是廣泛介紹偶像生平，又是分析時尚文化的參考指南。

作者背景

剛出版《時尚偶像》的作者，你大概以為她會像梅麗史翠普飾演的時裝雜誌編輯？她笑說，《穿Prada的惡魔》在香港並不適用，大部分的時裝雜誌編輯日常穿戴也是很平實的。當她侃侃而談，倒像是資深的前輩，不吝分享多年來在印刷媒體從事記者和編輯的經驗。

幾乎全港所有報章也曾合作過的呂書練，本來也是跑社會政治新聞的。深度採訪、蒐集分析和核實資料等，均是她的強項。自九十年代起，她曾出任時裝和女性雜誌編輯，包括銷量由六千升至五萬本的Elle。因為編輯的身分，她曾獲邀到歐美參與時裝展和時尚活動，例如在柯德莉夏萍的七十冥壽回顧展，更有機會跟夏萍的長子肖恩聊天。十餘年來她接觸和書寫時尚文化的豐富經驗；即使面對龐大數量的西方時尚文化史料，她仍能有條不紊地整理出各個時尚偶像的歷史。

有系統地整理之餘，作者更進一步在鋪陳和敘述之中，加入個人對每一位時尚偶像的見解。書中雖有大量節錄和引述，但都是精華金句。只需隨便看看作者提供的參考資料名單，便知道她果然是取材充分，博覽群書；而在芸芸材料當中，憑她對時尚史的認識和慧眼，選取最值得記載的人物和片段。

偶像的魅力

就像柯德莉夏萍。你應該已經知道她有好些經典電影作品，她在《羅馬假期》的劇照你也看過許多遍，你也聽說過她晚年熱心公益。但你未必懂得她穿衣的智慧﹕「寧可便服出席盛裝場合，也不要在一般場合中作為唯一盛裝與會的人。」還有她對美麗的定義﹕「擅於挖掘他人的長處，眼睛才美麗；善意地表達，雙唇才有魅力。」誠然，讀者從這樣的角度認識柯德莉夏萍，比起看到她某年某日穿的某件衣裳，更能體會到成就這一化經典偶像的，是她的態度；那些慧語和她的時裝風格和審美眼光，其實是分不開的。

問及作者如何挑選九位時尚偶像，呂書練說﹕「每個年代受到大眾喜愛的人物也很多，美麗的性感的偶像也不會少，為何單單是其中一個名字可以經得起時間考驗，在多年後仍然被傳頌呢？你看瑪麗蓮夢露生前的物品，今時今日仍被爭相拍賣，就知道她的影響力，絕不止是一位性感影星。這就關乎她的魅力了。魅力是難以解釋的……」

也是這個原因，作者選擇把書中記載時尚偶像的焦點，多放在她們的生平背景，而不是一味談論她們的經典造型。呂書練相信，是這些女子的特殊背景，和她們面對那些境况時表演的人生態度，成就她們的魅力和傳奇色彩。

「你也聽說過貝隆夫人，但你知道她只是貝隆第二位太太，而且並不如第三位太太能在貝隆死後登上總統之位嗎？人們只記得只愛戴第二位貝隆夫人。為什麼呢？有人批評她一身華麗去探訪貧民，但是阿根廷最窮的民眾都熱烈喜愛她。她為人民做過什麼事情呢？她穿的衣服對於阿根廷人民來說象徵什麼？」呂書練認為，貝隆夫人和其他偶像一樣，能夠發揮時尚偶像的影響力，憑的不止是時尚，還必然包括她們在那個時代那個社會之中，經歷過的事蹟和她們貢獻過的力量。

中國沒有偶像？

呂書練在序言和訪問中也提到，不少人詢問她為何不寫關於中國或香港的時尚偶像。不是說中國和香港沒有偶像。充滿魅力的明星，像張國榮的，也曾發出耀眼光芒，呂書練給他作的獨家專訪被張迷翻譯成多國語言，甚至受到粉絲「愛屋及烏」，她也始料不及。鞏俐和張曼玉等臉孔，也常見於西方時尚媒體，很受注目。「但是，論到時尚偶像，始終需要劃時代的影響力。」

她分析道﹕「中國社會有一大段時間宣傳的女性形象並非優雅的美，而是強悍的美。香港則受制於市場，流行工業的消費者數目太少了，所以時尚媒體也不可能壯大，做不到帶領風尚的效果。」呂書練也批評香港文化具有年齡歧視﹕「法國時裝經常是讓女人更『女人』，人家的文化仰慕優雅。香港人只愛看少艾，女人味不受尊重。」似乎中國或香港的環境，還有好一陣子的「時尚偶像空白期」。她只好期盼著那一天中國出現經得起考驗的時尚文化，假如他朝有東方偶像冒起，並能引領世界潮流，她也希望能夠為她們書寫生平。

的而且確，在華文世界中，關於時尚文化的探討和著作並不多。「時尚文化畢竟是西方創造的。西方文化的歷史發展、他們的民主制度和健全的法制，全都是自由的時尚文化需要的土壤。」呂書練說。即使你看上的只是一襲時裝，吸引你雙目的只是時尚偶像的臉，但看得更深入時，你會認同她的說法﹕這些時尚經典，絕非一朝半晚可以興起的。自由發揮想像力的土壤，讓時尚創作人和媒體可以活潑發展，其實需要長遠的政策和制度去保障，也需要人文精神的培養。

文 何翹楚
圖 何家達
編輯 曾祥泰

原文連結 (1) (2)

因為何式凝的原故，這兩年來我看過很多紀錄片，記載香港中年女性的各種面貌，當中有不少位母親。她們各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掙扎和快樂，鏡頭前她們誠實果敢，讓影片精彩動人——何式凝，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系副教授，跨越學術研究習慣，以紀錄片形式展開「第二春」研究計劃。她訪問過的香港媽媽，完全不是媒體慣見的樣板，每一個都是活生生實實在在的，以自己的方式撰寫自己的人生劇本，演出母親一角時，進退有據。我，何翹楚，看過大部分何式凝導演的作品，除了研究目的之外，更因為她是我的三姑姐。母親節前夕，我們姑侄倆又重頭細訴，關於那些紀錄片中的母親，以及我們自己身為女性的種種。

楚﹕何翹楚
式﹕何式凝

四十歲才搞好基礎

楚﹕你自己的人生中，有沒有出現過要生孩子的念頭？

式﹕一個女人一生中必然會出現這種時刻。大概三十餘歲念博士時期，我也有想過，但當時完全是事業「搏殺期」，我知道未來視乎這階段自己夠不夠努力，再加上當時又沒有合適的人選在身旁，根本就沒有多想，一頭栽進事業的路上。到基礎已穩，稍為喘定氣，一看，已經四十來歲，生理時鐘早過了。

楚﹕似乎這是近十年來許多香港女性面對的情况。畢業已經二十幾歲，三十多歲才叫找到事業發展的明確方向，生育抉擇一直拖延，四十歲成為了她們的新界線。

式﹕被訪者當中有一位，終於在界線來臨前決定結婚生子。她的選擇是她要全部——既要有穩固事業，一定的社會地位，還要成功「標尾會」當上媽媽，但這種樣樣有的情况是很幸運的。許多女人也沒遇上這種機會。

單身領養當媽媽

楚﹕就像你自己最終也沒有結婚生子，你的被訪者當中有沒有景况跟你相近的呢？

式﹕認識其中一位被訪者，她的選擇教我突然回看自己的人生，原來沒有意識到某個可能，就是領養孩子。她自己一直單身，現在已四十八歲，跟她六歲的領養兒子生活十分愉快。對她來說，成為一個媽媽是追求快樂的選擇，即使客觀條件不容許她生育，由於那欲望太強烈，她很勇敢地一個人申請領養，接了四歲的兒子回家，至今已有兩年。

楚﹕大部分人也不知道香港政府容許單身人士領養孩子！

式﹕沒錯。即使是這位媽媽，對領養兒子無微不至，十足模範母親，但她初時也很忌諱自己的選擇，不願對人提起，崇尚完整家庭仍是普遍的社會風氣。但確實，我們有那麼多沒人要的孩子，和那麼多不能自己生但想全心全意愛孩子的準媽媽。要是我十年前知道有這種可能，說不定我會認真考慮的。

暫借的媽媽身分

楚﹕其實只要我們擴闊「母親」的定義，女性想養育和愛護另一個生命的欲望，是否可以延伸成其他形式？

式﹕嗯！就像你的孩子出生後，我當上了「三姑婆」，我也很期待去照顧他。從另一角度看，香港有許多孩子並不只得一個母親，白天的媽媽是外傭姐姐，還有祖母或其他女性長輩。Mothering（做母親）的概念可以延伸為當別人的mother figure（母性角色），而不一定是生理上的母親。Multiple mothering（複合母親）不單分擔了繼續上班母親們的壓力，又算是稍稍滿足了當母親的欲望。

楚﹕我記得你其中一齣影片叫《師奶俠侶》，當中有位媽媽更願意照顧其前夫跟新太太所生的兒子。

式﹕對，她本來已有兩名子女，在她眼中，前夫後來生的孩子也同樣天真可愛，為何不能幫忙照顧呢？此外她還養了狗，把小狗放在嬰兒車上往外帶──無論是孩子或小狗，他們都是她愛護的對象，能夠讓她實踐mothering，向自己和世界證明自己仍然有愛的能力，仍然可以付出美好的感情。

楚﹕如此說來，小狗似乎是更理想的對象？孩子會長大，而他們的親生母親又未必願意跟其他女人分享。

式﹕就像《師奶俠侶》中三位被訪的師奶，小狗真是她們的貼心寵兒，因為只有牠們才能完完整整地接受一個女人的愛，孩子也會嫌阿媽煩，小狗終其一生也是依賴的。親生母親又是另一個問題，有些媽媽連外婆照顧孩子也感到妒忌，許多女人也放不開那種佔有子女的情意結。

什麼是「母愛」

楚﹕那是一種迷思（myth）嗎？「母愛」難道等同零距離佔有？

式﹕你知道從前的香港人住廉租屋住板間房時，各家的孩子像是共同養育的，每個家庭也打開大門讓人家的孩子過來做功課，或自家的孩子去別人家裏吃飯。孩子數目愈來愈少，再加上西方論述常強調幼兒成長時對母親的依附（attachment）如何重要，母親必須長時間貼身照顧孩子，漸漸成了主流的想法。

楚﹕所以有許多在職媽媽對孩子感覺內疚。

式﹕也有一些媽媽會認為，自己全心全力投入工作，換取最好的物質給子女，寧願犧牲擔當「好媽媽」的光環，是她們選擇的母愛。像我的一位被訪者，跟丈夫離婚後，隻身從遠方返港，每天辛勤工作，以她的說法，多年來只能做「遙距親子」（distance parenting），子女待她冷淡，幾乎盡失當媽媽的快樂，但她仍然盡力為他們犧牲，如今覺得子女長大成材也是她的成就。

同一角色沒有相同情節

原來二○一○年的母親節，仍然有把犧牲等同於母愛的情節……於是我不禁想，每一個女人選擇當不當母親和如何當一個母親，根本天下間就沒有相同的情節。每個她也像何式凝，不過她們導演的，是自己的人生劇場，那劇本如何發揮，每一幕如何演下去，她們自有打算。有人夤夜趕科場，有人用新的另類方式，有人轉換對象。縱然「母親」是人間最古老的角色，女人們各有自己獨特的方式，演出不一樣的戲碼。

問﹕何翹楚
半職講師半職寫作人。現况是身懷六甲，心情起伏不定。

答﹕何式凝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系副教授。人稱「性博士」或「三姑姐」。

文／何翹楚
編輯／梁詠璋

原址：link 1 link 2

少年時代常泡公共圖書館，似懂非懂地翻閱裝訂在厚膠板內的《號外》，甚麼也沒學會，除了一個英語課上沒教的詞，”smart ass”。第一次自己買的那本，封面是張愛玲（那幀你一定見過的她斜仰起頭左手撐腰的老照片），她在美國辭世了。那時候我還是個高中生。
訪問在盧冠廷位於西貢的「綠色生活專門店」進行，是雜誌十二月號的專題《狂人日記》的其中一篇。他人直率豪邁，有很獨特的氣質。

(雜誌圖片攝影：Leo)

全文如下：

似乎太顯然易見了吧，盧冠廷的「狂」。

一有機會便熱切宣揚環保訊息。不為名利心動。對自己的病患毫不避諱。家中自設太陽能發電和造水系統。即便是最早讓人認識他的音樂作品，也旗幟鮮明地表現他不隨俗的個性。

那，無論我怎麼問怎麼寫，也僅是一番「重申」──除非你認認真真聽他說話，調節好距離焦點，你方能看見他思想情懷的細緻紋路。所謂「狂」，應是懷抱大志願的氣魄形於外，其底蘊，倒是柔軟的關愛。

感動萬人的手段

能親口向盧冠廷道謝是我的福氣。我感謝他去年辦了2050演唱會，他的歌聲感動了我也感動了上萬人。他卻說「那純粹是宣揚環保的手段。」我以為音樂做得那麼出色的他，至少有一半是享受演出：「不，百份百是為環保才做。」現場演出對他來說苦不堪言，學習障礙令記歌詞成為他一大負擔，是以他從不登台。但為了環保，「辛苦也沒所謂。我想一次過將訊息傳遞給最多人。」

「因為我知道的太多，如果不說出來警剔別人，我晚上會睡不著覺！」雙眼瞪得老大，聲線宏亮，他的表情已經說服到我：「這是人類應該恐慌的逼切時刻了。」一切從他患上化學敏感症開始，自救自療的過程中，他發現整個地球生態已經受到嚴重破壞：「我無理由見到前面有危險，人們性命受威脅也不出聲。」

──坐在西貢一家綠色生活用品店，聽店主大叫「拯救地球」的心願，這算是一件瘋狂的事嗎？好像是。但當你聽到他滔滔不絕的提出數據、科學家的quotation和聯合國最新資料，你又不得不同意地球確實需要拯救。「我不願意看到人類，如此有智慧的生物，竟然就此滅亡。」想起小時候的卡通片嗎？想起《死亡筆記》了嗎？盧冠廷說，他知道「有人話我環保環到痴咗線。」尤其是做完Roadshow 節目後，有人質疑「政府也未開聲我們為什麼要聽你講。」

但他一直相信，這是他的責任。他說，他的role model是甘地。

我不是環保狂熱份子

「我追求green technology，我會開車，不過我開的是一部smart car。我跟周兆祥不同，他要求生活極端地簡樸，我看他才是環保狂熱份子。當然兩類型的人也對廿一世紀的環境有貢獻。」不僅如此，你若以為盧冠廷會對你的生活方式大肆評擊，便大大誤解了他：「人有三件事不能受人左右的，一是宗教，二是政治，三是生活方式。」

就算是最要好的朋友最親近的家人，盧冠廷說，他絕對不會對他們說教，不會要求別人跟隨他的生活習慣。「我的責任只是告訴你後果有多嚴重，你的處境有多危險，但我講完了，在崖邊豎起了警告牌便會轉身離開，你如何選擇是你的事。我不能侮辱你的智慧迫你怎樣生活呀。無謂傷感情。」

有傳媒用「使徒」去形容他的環保熱忱。但原來他一不自認「狂熱」，二也不視環保為宗教。「環保是我的理性選擇。」他認為每個人也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去保護環境。「要是全世界肯去做三件事：少消費、吃素和踩單車，地球便可安然無恙。當然對很多人來說很困難，那麼，就算你無法天天吃素，也可以嘗試一星期吃兩天，你已經幫了一把。」

不勉強，不約束，同時又積極散播環保理念：「因為我相信，大部份人只是沒機會接觸到環保的知識，只要他們懂得，他們一定會反思。」狂中有緻，盧冠廷並非一味放大自己擁護的一套，向眾人灌輸單一的生活方式；反而是適切地介入，把最終的希望交託在接收者手上。其實他懇切急促的呼喊背後，是對人性的信任。

善意的陰謀論

然而，無論是多麼理性的擇善固執，身體力行起來，也難免感到處處受壓。「別說要對抗社會上的龐大勢力，連自己的朋友也覺得我傻。」他會跟你說石油工業百多年來如何用cheap oil蒙蔽大眾，讓我們每天使用價錢便宜的產品，實際上一路負擔昂貴代價，由生態環境補貼。

「西醫完全治不到我的過敏症，因為他們這個制度的後台老闆不想醫生明白太多。整個education system由誰編寫？石油工業！美國政府背後由誰主宰？石油工業！所以98%的醫生完全沒接觸過環境醫學。而一般人也沒機會知道自己每天都在剝削生態環境、剝削窮國窮人。」

或許聽上去真有點像陰謀論，但你又怎肯定他所說的不是另一面向的真相？至少，他相信平等和反對剝削的立場，是善意的。

「大財團去窮國瘋狂斬樹，土著不肯搬走被他們殺光，人們全不知情，只從媒體聽說商品有什麼好處便去買。」這種說話許多人不愛聽，統共當成盧冠廷口出狂言。「不喜歡聽的人總認為我太誇張。或許是我比別人走前了一小步吧，將會越來越多人明白的了，你看災難已經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切身。」

停頓一秒，他沉聲說：「他們很快便會十分、十分明白。」

當他一再強調「良知」

盧冠廷「不敢輕言愛」，不自誇堅持推廣環保是愛人愛世界的壯舉。問他有沒有frustrated和疲倦的時候，他卻說「有，我有，但我不會放棄。我也不知道是哪裡來的驅動力。廿一世紀只有兩種人：99%的人做容易的事，1%的人做正確的事。我又不是想改變全世界，只是希望感染多些人一起做多點正確的事罷。」語氣仍然是堅定的，縱使他的態度，其實既務實又謙遜。

他說自己一方面感覺悲觀，但又一定要樂觀下去。悲觀是因為眼看太多人不願改變，太少人願意放棄舒適的習慣。樂觀的是，「我是一個fighter，明知困難，縱使只得5%機會我也要fight，不能眼白白看人類滅亡。最頂尖的科學家已經宣告地球玩完冇得救，我不聽他的，我聽那一批說我們還有一半機會的。」

正在籌備新唱片的他說，新創作的主題是愛心。「要救環境先要救人心，若人的心靈缺乏愛，不會去同情窮國窮人，更別說去愛惜地球的天然生態了。」訪問中他一直強調，環保「說到底是良知的問題。」就如談到「碳補償」行動，他憤慨歐盟搞了四年，也沒能夠減少排放二氧化碳；他認為就算有再完善的機制，更有效的監察，沒有良知，也不會有效果。

「有良知，咩都work！冇良知，咩都唔work！」他鏗鏘有力的敲響木桌面，世界的未來，彷彿就在他此番陳辭下定了案。

而且聪明的读者能够读懂，我如此克制悲伤，我有多悲伤。历史在向前进，个人的悲喜祸福都化掉了。我对自己有一个约束：从前有信仰的人最后以死殉道，我以‘不死’殉道。

其实悲观主义是看透了，但保持清醒、勇往向前。释迦牟尼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可是他的大雄宝殿题了四个字——‘勇猛精进’。悲观主义止步，继而起舞，这就是悲剧精神。

人物周刊：哈罗德·布鲁姆曾经在《影响的焦虑》中指出焦虑在文学史上的积极意义。一个写作者上路之后，总是面临一个又一个先后驾临的“神”，这种影响的焦虑，您有过吗？

木心：“焦虑”，是西方人的终极情结，他们没有东方哲学的“清凉散”，哈姆莱特、唐吉诃德、浮士德、哈罗尔德、皮却林……都是“焦虑”的。卡夫卡读老子读来读去读不懂，最后说“我的智商太低”——东西方哲学的和合，才能是世界性的文艺复兴。

人物周刊：有深爱您文字的朋友说，木心先生驾驭文字之功当今几乎无人可比，但总觉得隔着什么，因为文字紧紧包裹着作者，那些本可以呈现为生命的、人性的东西被高超的文字技艺所遮蔽，文字后面的这个“人”依然看不分明。他认为，这是您的一个羁绊。您对此怎么看？

木心：可敬可爱的读者们啊，艺术是带足了魔术性的，不让你靠近我，是吸引你靠近来哪。肖邦使自己与朋友始终隔着一层纱幕；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论是迂夫子的偏见。现代的观点是：隔，为了不隔；不隔，为了隔。这个现代精神，首先在于反浪漫主义，然后经由象征主义的淬炼而凛然脱逸，才取得了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大自由。纪德便是这样过来的，我也不例外，沉湎于象征主义十余年，才写出“艺术，一入主义便不足观”之句。
不，亲爱的朋友，“爱是不笑的”（司汤达），艺术是不哭的。
哈代最恨别人为他写传记，艺术家裸裎的是灵魂而非肉体，那些企望艺术家嚎啕大哭的读者居心何在？

人物周刊：只在网上看到《会稽春晖》等几幅巡展画作，觉得那山的笔触很特别，好像是一片片的。先生是不是用了什么特殊的材料与方法？

木心：题材和方法都是客体，主体是“灵魂”，提起来真是不好意思，人类已经忘记了“灵魂”这个词。

人物周刊：第一次在纽约的博物馆里看到中国古代绘画是什么感受？

木心：祝贺它们早早移民入籍，不致粉身碎骨。

人物周刊：您说过，“臻于艺术最上乘的，不是才华，不是教养，不是功力，不是思想，是陶渊明、莫扎特的那种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悲悯?

木心：天性。

（偶像祟拜。這是我失態的剪貼本。原文更好看。）

「比起很多蹲在後巷洗碗洗到手爛的基層市民，我這些算是什麼」

何喜華說，「現時最少有1萬人每周工作逾60小時，但收入卻低於3000元，數目足夠坐爆一個紅館。」1997年，本港的貧窮人口，亦即在綜援收入水平下的有100萬人，至今已有150萬人，升幅五成，完全與聯合國訂立、希望於2015年滅貧五成的目標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