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周美青女士，自然是從報章讀新聞。那是馬英九第一次當選總統後，報載她翌日如常乘捷運上班。
第二次，是為寫一篇介紹台灣帆布書包的稿子。當地軟新聞記載，堂堂總統婦人，揹一隻印著「都蘭國小」(台灣一所小學）的帆布書包上路。

於是也讀了一些搜尋器提供的連結，有報導有圖片。真叫人另眼相看。她總是低調，大方自然，態度誠懇，不落俗套，不施脂粉。你知道她是她自己，然後她才是馬太太。隨便瀏覽所得之印象是台灣民眾相當欣賞她。據說，對上一次的總統大選時，她的形象給馬英九添了正面影響。

我也有八卦心態想瞭解，如此氣質的母親／總統夫人，會教養出怎樣的孩子。

馬英九的女兒連名字也是亦舒風格的。馬唯中和馬元中兩姊妹跟媽媽一樣低調，幾近清堅決絕。似乎因明知身份是眾人的焦點，就更自覺地莊重。早前報載馬大小姐獲大陸網民高度評價。他們盛讚馬小姐臉容秀麗，學業優異，打扮樸素，從事藝術，工作態度認真，不自恃身份特殊，非常難得。

訝異地發現自己有點感動於這番集體仰慕－－原來，如此形象的女子也會被欣賞和認同嗎？「如何做個好女人」在她們身上彰顯的，非關消費、整形、名牌、華衣美服、卑躬屈膝、裝傻扮蠢，反而因為她們跟市場上推銷的那一套背道而馳，馬太太和馬小姐才更見高貴。

當然，你可能認為，若不是馬英九的原故，她們的形象才不會備受社會認同。可是我反過來想，要是馬英九之妻不是周美青，教養不出馬唯中馬元中這樣的女兒，他也要大大失色吧。

（其實上個月已經想寫馬太太與馬小姐，事忙，拖著拖著，直到今天拖出個盛女鬧劇出來，ＯＫ，這才終於的起心肝拎起支筆。）

感謝好姊妹同行。

大選那天，下午四時截止投票，計程車開動，往桃園機場奔馳，途經總統府，市面平靜。五時到達機場，商店裡的電視畫面直播點票結果，馬英九開始領先。晚上八時四十分抵港，回家路上查看即時新聞，嬴了。

十九歲那年第一回到台北。如同許多香港人，台北是我遊人身份的初戀。朋友們愛往台北小旅行，每年幾乎一兩回，我沒法參加，卻也已經第四五回到台北去。跟姑姐和妹妹，跟老姊妹，跟先生，跟好朋友……似乎曾否同遊台北也成了親密指標之一。

兩年還是三年間，這一回再訪，竟然對台北有了很不同的感受。也許是台北變了。也是自己變了。更加因為，香港變了。

昨讀報，平常不太讀副刊，倒是不經意讀到高慧然寫一名失落的香港男人，在台中尋回人生的可能－－在香港一個條件普通的男人根本沒有資格成家立室，但是在台灣中部卻可以。然後是李怡，他也在台北觀選，感喟說這次訪台特別深刻感受到台灣的人情和文化，不知是否目睹太多冷漠又可怕的大陸和香港事件。如此平平實實的兩篇副刊專欄，使我連連嘆氣，尤其是李怡所言，深有同感。

這麼多次去台北，這一次，我最最喜愛台北。比十多年前，數年前，更更喜愛。

作家陳寧說，台北是最好住的華人城市。今回初抵台，下榻於敦代南路的飯店，寬闊馬路中間全是大樹，儘管是商業區，大廈密度不高，夾雜矮樓，住宅在內街，安安靜靜整整齊齊，我吸入一口乾淨的冷空氣，方知自己有多久沒有放鬆過心情。坐在一家只有兩三人的咖啡店裡，看著窗外小小的公園，打開筆記本，巴啦巴啦的竟然一直寫個沒完。耳根清，心靜。

我懷疑，能夠享受緩慢也許皆因我是遊人，並非台北之故？但是連日下來，即便是擠夜市，或跑旺角一樣的公館區，這城市依然給我一片安詳和悅之感。我記得公館舊書店的老伯和貓，收到我捐贈的大衣時的笑容；小白兔唱片店的少女，賣牛軋糖的阿姨，計程車司機，友人的台北同事，還有親愛的A……不見得他們沒有都市人的煩悶，但是怎麼說呢，他們有一種自在。就像A說，台北很安全的，把包包放在咖啡桌上隨便逛逛吧，沒有人拿的，我後來想起，好多年前在香港我也有過這樣安然的感覺。但我已好久沒感到活在香港像活在自己的家。

A送我一本《花東小旅行》，她說下次我和先生該帶孩子來台北，我們一起坐火車去花蓮吧。剛去完花蓮的民宿打工換住房的香港女生跟我說：「當地人話花蓮的土特別黏人，現在我信了，我不捨得回來。」在尖沙咀街頭聽她說時有點肉麻，但是我明白，我們其實都嚮往，可以「退回去」的地方。地道台北人A說，她也好喜歡花蓮，讓她感覺生活原來可以很簡單，台北是賺錢的，生活該在花蓮。我說那真好，起碼你有退回去的地方，一個鄉下，在香港我真不知道可以退到哪裡去。

我們的鄉愁多麼荒謬。聖誕假期我們沒有去商場消費，就往馬屎埔跑，去鄉村學做麵包，新鮮焗好香噴噴。朋友們去了新菜園村分享他們種好的稻米。有人搬去離島居住。這些我們逃離城市生活的地方，你知道，都給發展商虎視眈眈。不然就是被有錢人包起變成私家樂園，你還記得大浪西灣和魯連城？

連我們的城市生活也叫人苦悶。在台北，每回吃了一件精緻的糕點我便怪叫，我再也不要吃連鎖店的中央廚房「啤」出來的西餅。每一杯不一樣的咖啡也教我傷感地發誓絕不再光顧星巴巴。更別說小店，在街道上的小店，各有名字風格氣質，裡面有活生生的真實的人，不是在商場裡一式一樣的連鎖店，沒有過去沒有味道。無端被逼反消費，其實我是找不到值得花錢的地方。台北也有屈人氏星巴巴，但我有豐富多元的選擇，在香港，選擇變得越來越奢侈。

而更切身之痛是，我在台北無法不去思索的問題：在香港哪裡可以找到比較理想的居住環境？空氣不那麼壞，密度不太高，有街道可行走，安全乾淨，房價合理－－最後一點尤其不可能。看著台北的幼兒在每幾條小街便有的公園裡玩耍，心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個呼吸不到乾淨空氣的城市。

說是給台北的情書，最後卻寫出了給香港的怨懟。從前真不覺得台北這麼美好，一定是她不知不覺在進步中；人們生活得好，不是很富庶，但是有生活質素。同時也是香港的每況愈下，益發教人羨慕對岸的「真正和諧」（李怡說，那不是逼迫出來的「和諧」）。

擁有民主制度和沒有嚴重的乜乜霸權的台北，溫情脈脈，理性自在。一回到香港，又陷入緊張慌亂的節奏，感受著社會分裂的暴力，又得忍受權利和選擇被剝奪的狀態。唉。

我也樂意捧場，用消費選擇去表態，表達我希望這個城市還有空間留給有意思有個性的店舖。只是，「獨立」這個字眼一直讓我耿耿於懷。
並非因為我質疑這些好店子的經營方式！而是因為，我由此發現香港已經變成，只要不是連鎖集團式、不被財團擁有，已經是「獨立」品牌－－從前任何人開舖打開門做生意就是做生意，賣奶茶賣咖啡賣多士也好，何須說是「獨立」經營呢？這本來就是常態。
現在，「自己開舖做生意」卻好像變成了一個另類模式。這就使人有點欷歔了。
你想想，一個星期下來，你外出用膳吃喝，似乎光顧了不同的食店，其實當中有多少屬於同一集團旗下？有多少是獨一無二連分店也沒有的「獨立食肆」？
我們這個城市，已經連茶餐廳也越來越難生存……想省錢想方便的消費者，都得去連鎖快餐店。茶餐廳太獨立、太另類了。
唉，真沒勁，學我姊的說法是：「癮 less」！
我想，不如我把自己喜歡的咖啡店寫出來跟別人分享，總算盡點心意，為尚有熱情的店主們打打氣。

我的心水「獨立」咖啡店：
Afterschool －去開有感情
18grams－新歡
Cafe Golden－盼能多多光顧可惜地點不太方便
Barista Jam－太遠了真可惜
Crema－十年如一日
Cafe Corridor－食物也很好
Book Worm－南丫上岸後必去

（抱歉完全不懂得寫食評更加缺乏專業修辭去讚揚上述店舖，我只懂得說「係好飲Ｄ」……）
（另外這一篇也值得參考：http://www.cnngo.com/hong-kong/drink/best-new-cafes-094590）

*特別感謝編輯朋友們在追稿期間的體諒和關懷。

「閣下需於七月十六日前，填妥以下表格，並提供證明文件，以郵寄或傳真交回選舉事務處……」信上沒有這麼寫，不過意思相當清楚：我這名收件人如果不能證實自己仍然屬於高等教育界的，唔該過主。

我怔怔的回想起，五年前當我被本科的老師召回大學去當導師的時候，薪水其實很微薄，前途亦很灰暗，但是那份工作附贈了好些錢買不到的「優勢」──老爸認為我在大學教書是「高級知識份子」，老懷安慰；女朋友的媽媽終於默許我們的關係，理由是我看來是個正經人；我最高興的是，我多了一票。

儘管痛恨功能組別，兼且痛恨我城的畸形選舉制度。暗地裡我是有一絲高興的，為那多出來的一票。我知道這有點變態。就算當我手上翻著那些候選人的資料時，說什麼也挑不出半個像樣的代表，我也慶幸，至少我有權去投一張廢票。

現在……現在我什麼都沒有了。

大學趕絕導師，如趕狗入窮巷。去年夏季學期末，我的合約期滿，他們不給我續約。他們說，要提升整體教研人員質素，導師這個職級將被逐漸取締。我說我不夠錢唸博士。他們只說，九月開學時，導修課還得有人上，你可以以短期臨時合約的形式跟我們合作。我說，這是剝削啊老闆。廣場裡，現在的和從前的學生齊心抗議，可是沒有用。我照樣丟了讓長輩驕傲的教職。

找不到工作的我，又回去低聲下氣地，每三個月被續約一次。我不知道這種生涯要過多久，也不想承認，當我說我在大學裡教書時，那種自欺欺人，其實多麼教我心虛。

沒料到最終是選舉事務處這封信，徹底地撃潰了我！他們已經知道了大學沒有再聘用我嗎？其實這一年來我的日常工作和過去四年並無任何分別，導修課全是我帶的，學生功課全是我批改的，我絕對有資格有權利繼續做我的「高等教育界」功能組別選民啊！

「王先生，請你仔細閱讀信件附設的定義，我們已經清楚列明哪些身份的選民享有『高教界』多一票的資格。」熱線裡面的女聲好冷淡，我沉著氣問：「是否只要我能提供證明，就能保住我那一票？」「如果你在七月十六日前，填妥表格並提供證明文件的話，是的。」

咬咬牙，我決定搏一搏。大學一直沒有為我更新職員證，我用掃瞄器複製了它的副本後，給它的有效日期輕輕地「P」了一下，列印成略見模糊的黑白文件……

那多出來的一票，假如有的話，我絕對絕對不會投給大學裡那名熱烈參選的高層。

尽管西西小说一直由台湾洪范书店拥有版权，近年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版，然而远在此以前，对内地读者来说，她早已不止是“港台文学作家之一”。香港作家陈宁说，香港书展年度作家奖有如终身成就奖，真正撼动整个香港文坛的是，西西终于肯出现在翘首以待的文学爱好者面前。

文/特约记者何翘楚 摄影/李智良

“我只是想带新造的猿猴出来……”西西在今年香港书展期间推出新书《猿猴志》，并在大会为她专设的文艺廊展馆中，跟大家分享她在癌症复原后，用左手缝制的熊偶、猴偶、精心布置的18世纪乔治亚娃娃屋、她的手稿，以及不同时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的《我城》。
这一次见面之后，也不晓得还有什么机会邀请西西出来，是以各媒体积极争取访问机会。她的多年好友、诗人何福仁为她义务编排活动，告诉大家书展期间老人家很忙，一天应对两三个访问。与西西相约在书展结束后第一天，倒成为了她近来最后一个访问。因此，她的心情轻松了不少。差不多两小时后，不是何福仁提醒，西西还留意不到她需要休息了。

她的上海

“西西，原名张彦，1938年生于上海……”每回读到西西的简介，都会再一次确认她和上海的渊源。她说家里本是中山人，但她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她至今还会说上海话。
小时候，她在家中说的是粤语，跟朋友、同学沟通是沪语，学校教学则是国语。那么，有没有感觉到口语和书写之间的距离？“不会的，说起来，我写作时脑海里响起的是国语。现在我读香港的报纸，每当他们写的是港式口语，我也要稍微停顿，把那些口语读出声音来，才明白字词的意思。”
她童年时住在大西路上（后称中正西路，再改称延安西路），最记得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中午时分，跟同学一起提着饭盒，跑过操场，到一家“泡水馆”（她解释，那是一家专卖热水的店），光顾一勺热开水浇在饭盒上，再用布把它包回学校里吃。
她一一比划着童年时上海的故居，它本来是马会职员办公室的平房，家里看得见大马路。在《候鸟》中她写下1949年解放军入城的印象，当时还在念小学的她跟父母一起围拢在床边的窗前，屏息静气地注视着……“后来我曾经回去上海，小时候住的那房子还在，我还到一直没有搬离的邻居家里作客。只是后来再回去时，房子已经拆掉了，要起高架桥。”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不记得了。”——西西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当她要向你呈现那本来是附在练马场旁边的故居，或是一件她手造的微型家具时，她在桌上用手比划着，口中描述一切完好无缺的细节；但是七十有三的她说“不记得”时，也很干脆。

西西老师

出于礼貌，很多人尊称西西为老师，其实这尊称也很准确——她在香港念完师范学院以后，一直在小学里当教师。她主修英语教育，不过基本上大部分科目都教过。一般读者或会想象，当小学老师的西西是如何活泼，但原来她并不喜欢教书：“那是一份没有满足感的工作。每天早上我写作，很快乐。下午回到学校，就是上班的心态，然后回家去，不用改作业的话再写作。”
没有满足感的原因是，她老是被学校安排去教成绩最差的班，学生的课堂表现使她头痛。最愉快的那一年，是在校内3年实习期满，学校给她编了成绩最好的甲级学生，让她能在视学官面前顺利过关；她教的是小学二年级的中文，作文课只需要教“造句”，她给孩子一些词语，又和他们读短短的新诗，孩子们都写起新诗来——在1960年代的主流教育里，这是相当创新的方式。后来教育司署开始推出“活动教学”，把她调到另一家小学去教四年级的中文，她忙不迭拒绝了：“又得做新教案、新教材，还常常有人来视察，很麻烦！”对西西来说，她真正热爱投入的，并非教学，而是写作的世界。

然而在香港，无论是50年前或50年后，坚决不变的现实是：爱好文学创作，绝对不可能养得起自己。西西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有没有当双面人的感觉？“不会呀！我用笔名，学校里没有人知道我是写作的。”何况稿费根本微不足道，又不是论政什么的，不会有人干涉（或理会）。“我们年轻时，本土出版并不如今日兴盛，报上的专栏总是有一批人写了好久，占着地盘不放手，发表作品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她和一伙朋友筹办“素叶文学”，独立出版文学杂志和书籍，既付款也供稿。其实，情况到今天仍不见得有所改变。
在39岁那一年，由于学童人数下降，政府鼓励教师提早退休。她一想到可以靠退休金生活，有每天写作的自由，便毅然离职。当时她没预计到，十多年后香港的经济起飞到那一点点退休金并不足以应付生活的程度，而版税和稿费，即使她在1980年代初于台湾凭《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大红起来，还是一样的微不足道，她直言“连缴税的资格也没有”。不过，能拥有时间和专注力，全身投入写作和她广博的兴趣，她宁可生活得简朴。

并非童趣

问西西有没有读过别人对她小说的评论，她直话直说：“批评的，我不管。就算是赞美，我也会看看他们赞的是什么。许多人根本不懂得我的小说好在哪里。有时我一看，咦，你根本没弄清楚我用过的功在哪里呀！我为什么会用那个写法，是因为我读过哪些文学作品，评论的人从来没看过，自然看不出所以然。唯有郑树森是知音，我下笔的手法，参考了哪些原著，他都读过，因此读得懂。”她尤其不乐意评论人一致推举《我城》为“童趣之作”。
“这么多年来，从不曾有人问起过，小说较前的段落有一群人示威的场面，他们到底在争取什么？阿发的老师两夫妇后来怎么样？最后他们在草地上，有泡沫飘扬是什么意思？根本就没有人留意过。”西西语气倔强，目光也锐利起来：“其实那些人是在争取合法自杀的权利，正如后来人们说的‘安乐死’，但我写的这些人是要自己选择给自己进行安乐死。阿发的老师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很受存在主义影响，认为这世界上有太多人了，地球的资源不敷应用，生命没有意义，一心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小说结尾草地上的肥皂泡，其实是安乐死的手术，那群人采用化学手段自行了断。”
《我城》写于1970年代，当时的知识分子追寻颇极端的存在主义。西西说她认识的朋友在海边走着走着，走到海中心去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情使她不断思索，平日看上去好端端的他们为何会结束生命？这一部小说，有那些朋友的影子在。但是，那伏笔写得很晦暗，以至多年来没有人问过她“真相”。
对于各种评论，西西有点不吐不快：“值得评论的不是小说的内容。议题不是最重要的。但许多评论说来说去只会讨论小说的议题。真正重要的是手法。就像苹果，人人画苹果，整个欧洲艺术史当中，每个画家的苹果怎么不一样，才值得讨论吧。一幅画的主题是苹果有什么好谈？电影也是，评论导演的手法才是重要的。”
经常被强调童趣，西西也觉得是一种误解。她说，其实她只有少数作品是以孩子的眼光看世界，“用孩子的声音去写小说，只因为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社群。”她说自己还有好些作品是从弱势社群的角度出发，就如《玛丽个案》，只是那些作品甚少被记起。
在书展讲座上，西西的好友许廸锵说起一件旧事：话说西西在台湾发表《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后，由于小说用第一人称“我”写成，她收到了一位纯情读者的来函，跟她说：“小姐别害怕！我会一生一世保护你！”陪同她前来的何福仁在一旁笑不拢嘴，西西却显得有点无奈和腼腆。当评论者把作者和小说中那个人物、那把声音混为一谈，也就跟纯情读者差不多，把小说中的“我”误认为就是西西本人。何福仁补充说，西西写小说就像一个演员，走进了不同角色之中，演绎出各式各样的故事，不等于她就跟角色拥有相同的特质。不愿意小说再被标签为“童趣之作”的西西为大家如此开脱：“可能别人看我喜欢玩具，喜欢造毛偶吧……”
无法肯定她是否同意自己活像一个不会投入自己的艺术家，她只是说，在大部分作品当中，她认为自己是“在其中”的。

Notes后记

访问当中，还有许多美好而珍贵的话语，一些难忘的印象，我多么渴望，能够一一告诉读者。譬如说，访问中途，西西突然转向何福仁，要求他准许给她的柠檬茶添些糖水，何福仁像个口硬心软的严父，一边告诫她糖尿病不可喝甜的，一边给她添了两回。我问她：平日可喜欢看电影？她说她喜欢的是动画，《冰河时期》什么的，《魔戒》也喜欢。还有，我告诉她，我的好友智海曾向我炫耀，西西老师送了一只亲手造的布偶给他，她听了觉得很好笑：“不过是用袜子造的娃娃！这也好炫耀的？”
离开前，我问她可愿意到午后的阳光中拍几张照片。她欣然说好，并且，以喜悦的步伐走到摄影师、作家李智良指定的地方，站得笔直，双手垂在身旁，脸上展开了不擅长的笑容——我完全明白，即便是一番误会，她的人，确实是散发着如同孩子般纯真的魅力。这也说明了，其实大家对这位文学大师，是何等的喜爱和珍惜。

* [註: 此乃編輯修訂版, 原文更長, 改天我再另文補充。]

背上一大包，左右兩肩掛兩包，再一次，買書買到身世似難民，隨時斷臂或斷氣，從書展現場撤退。這是星期五傍晚，人流仍在魚貫注入會議展覽中心。

我以獨立採訪者的身分，早於六月底便開始出席貿發局舉辦的記者招待會和傳媒活動。並獲他們協助，聯絡上不同的出版社和作家，準備給香港和上海的讀者報道今年的書展和介紹新書。

香港書展是全世界最多人參加（去年多達92萬）的書展，又是許多香港人的共同經驗。今年已是第22屇，展期由最初的四天延長至現在的七天，規模一直擴大，去年還加強了「文化成份」，開始委託特別小組選出年度作家，「文化活動」如作家講座也愈辦愈多。但實在，書展裏正在發生什麼？我找個咖啡店坐下來，卸下那十幾本新書，靜下來回想，我在書展頭三天的觀察。

在「文藝廊」……

今年最令我期待的是，西西獲選為書展年度作家，她親手縫製的熊與猴將要展示給大家觀賞，還有她的新書《猿猴志》出版。貿發局特別向記者提起，他們汲取了去年的經驗，把文藝廊的位置從老遠的另一個展廳改為主要場館旁邊。

記者預賞團當日，我一看見西西的布偶便衝過去看，心中吶喊﹕「好喜歡！好感動！」翌日書展開幕，當我迷失在偌大展場中，方發現，原來四周也找不到標示或宣傳引導人們前往。「西西的展館在哪裏？」我像盲頭蒼蠅只好詢問場內職員，被他們反問：「西西是作家嗎？」

然後當我高高興興地，在新買的《浮城1,2,3》扉頁內，蓋上展館提供的西西印章，一轉身我遇上一家五口，他們圍攏玻璃展箱嘟嘟嚷嚷﹕「這就是文藝？」「手稿喎！」「西西係邊個？」話音未落孩子們已蹦跳着離開，父母緊隨其後，剩我在午後陽光和孤獨中，默默收起心愛的新書。

另一文藝廊的主題是「中華文學漫步——江蘇行」。展覽的書法作品，介紹作家生平的展版，置放在人流極盛的地帶，接近兒童館。還有「文化大師在香港的足跡——沙田篇」，沿着文藝廊的路徑，其實值得參觀者駐足細看的展品真不少。可是，香港人是否太習慣商場裏的主題裝置呢？絕大部分人神色匆匆的路過，對展覽視而不見，如同商場裏沒有趣味的裝飾品。

在大展廳裏……

甫踏進主要展廳Hall 1，把頭轉向右邊，中華書局、商務和三聯已經漸了視線所及的一大半；轉向左邊的話，滿眼就是天地和皇冠出版社等。這些大書商的攤位似乎更龐大了，但除了自家出版之外，他們同時出售大量隨處可見的暢銷書，例如《1Q84》。我平常也甚少在連鎖書店買書，所以沒久留。但是繞場三周半後，仍然找不到我熟悉的書店，好不心急。樂文呢？Kubrick呢？

只好不停在走道上穿梭。赫然發現，大量書商以「劈價」為重點，書展才剛開始，便已貼滿用箱頭筆潦草在A4白紙上的「全場$100 八本」之類的告示。看來許多書商根本以割價清倉為目的，減幅最厲害的是英文書店，第一天我便在Bookazine買了$100五本的絕版攝影集。連Page One也不例外，原價百多元的英文童書，十蚊廿蚊有交易──當我的購物袋裏塞滿了十蚊本，忘我消費之後抬起頭來，放眼方圓百里，也是奮力掃便宜貨的「消費者」，忽然感覺蒼涼。

終於憑地圖找到Kubrick，原來位置邊緣，聽負責人Amanda解釋，主辦當局把大展廳的中央位置留給了中小企書商，惟Kubrick並沒加入。Kubrick一向有忠實擁躉，為吸引新的主流顧客才參加書展，儘管年年虧蝕，Amanda仍然努力支撐着。她把攤位的一角闢作文化人和作家分享之用，我們聊天時，Klack攝影雜誌的作者正在執咪對談，有途人停下來聽。Amanda 還慷慨地把這個角落跟更小型的書店「序言」和「Aco」分享：「不可以不做這些呀，本土文化會愈來愈弱勢！如果書展不注重培養年輕人對文化興趣，也就只能當特賣場。」可是，無論想爭取更大的攤位，或是講座時段，Amanda也坦言他們受到許多限制，她有點無奈地說：「或許我們下年也要放棄書展了。」二話不說，立即行動，以消費支持自己珍惜的小型書店。

兩巷之隔，我也找到「樂文」了。還遇上別具一格的舊書店「神州」。看到這些書店還在書展裏佔有位置，我頗感心寬。

在作家講座中……

這三天來我參加過的文化活動，一律坐無虛設。臨開場前，人們乖乖在外面排隊，又乖乖掏腰包買書，等心儀的作家簽名。我首場參加的是董啟章，談舊作重推的《地圖集》和《夢華錄》，對談作家有韓麗珠、謝曉虹和潘國靈。星期三的下午，滿座。同日晚上七時，許廸鏘跟麥欣恩、黃怡和潘國靈（對！他講兩場！）談「怎樣閱讀西西」，又滿座。星期四下午，黃碧雲的講座，滿座來得更洶湧（盛况詳見前頁）。星期五，香港人不熟悉的內地科幻作家劉慈欣講座，準時五點開場五點滿座。

碰見鄧小樺，一聊天，她便說「書展對本土作家沒有幫助。」非本土作家來書展的費用，機票食宿使費，自然由主辦當局負責，但是香港的作家，卻全是義務參與，甚至沒有車馬費。剛從講台上走下來的謝曉虹，去年是十大作家之一，也加入抱怨，為書展出力，並未獲益。

事實上，從觀察幾場講座我發現，香港出色的作家是有叫座力的。就算目標對象是大陸遊客，董啟章黃碧雲等，是中國文藝青年們趨之若鶩的明星！真有人為了他們專誠訪港參觀書展。就拿黃碧雲的群訪為例，十二個媒體單位之中，僅得三個香港記者，其餘全屬國內。

結論

或許，有怎樣的城市，就有怎樣的書展吧。書展的種種，不過是香港氣質的另一番體現。而你知道，這裏說的香港，是已滲透了中國影響的香港……

然而歸根究柢，閱讀是一個人的事，只可以是，一個人的事。即使書展比農曆新年花市更像「趁墟」，當中必曾有人，被一些書，觸碰到內心。

文／圖 何翹楚
編輯 曾祥泰

*註：報上刊登的文章只附一幅圖檔

黃碧雲現身，是今年書展的亮點之一。她的講座還沒開始，室內連走道也坐滿了人。每人獲發一份她親撰的講辭。然後她進來，像一個大明星。坐到講台上，神情是還沒開始就疲倦了。但，讀着讀着，她哽咽，她訴說了比預期更多的話。她還用跳Flamingo的姿勢示範小說句子的節奏。然後她也說笑，並且用心回答讀者的提問。講座完畢，大會給她獻花，她立即折下一朵玫瑰，別在鬢際。半小時後，我和其他記者在另一個房間跟她進行訪談。

許多人告訴我，他們崇拜黃碧雲多年，極渴望有機會多了解她。見過她以後，我也羨慕我自己，能夠一睹她的風采。但若你問，黃碧雲真人如何，我不懂得回答。就像，黃念欣問董啟章﹕你能一言以蔽之，說說《末日酒店》麼？董回答說﹕還沒看透。我想折衷的辦法是，把講辭以外和群訪當中，她說過的一些話，裝載心上，再向大家複述。

（關於新作《末日酒店》。）
「有一次我去澳門玩。在酒店的酒吧裏，有一個男孩子走進來，他穿著T-shirt短褲拖鞋，認識酒吧裏的每一個人，他是一個27歲的葡國人。當我看見他走進來，就有了小說的第一句。」

（《末日酒店》是用直覺語言寫成的小說。）
「寫下第一句的當時，我完全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個故事。連句子當中那個『我』是誰也全然不知。漸漸我看見一個舞會，舞會中有許多人，我像個記錄員，把我看見的一一寫下。」

（關於寫作的純粹。）
「有段時間我常覺得有雙眼睛盯着看我寫什麼，我便完全寫不出來。我常說，寫作是，進入一個房間。為什麼要寫、自己在做什麼等問題，統共留在房間外；房門一關上，裏面只有你自己。是一種全然純粹的狀態，毫無雜念，近乎宗教的儀式，如某些人禱告一樣。要排除一切的干擾。很乾淨的。這就是我要保衛的純粹。」

（主持人黃念欣問：下一部作品，聽說是男版《烈女圖》？）
「也不知道能不能寫成……我叫它做《烈佬傳》。這部小說我寫得很辛苦，已重寫了三次。我慣用的寫作方式比較接近女性的，現在要用一把男性的聲音和Persona去寫，很困難。那些『佬』是一群老去了的六十餘歲的黑社會，我有時會去跟他們聊天。小說中有些黑社會詩，但原來這是犯法的，我也不知怎麼辦。」

（聽說你曾因為小說銷量不好而感沮喪？）
「我現在是完全放下了銷量不去想。一開始的時候你總會去爭取，一直爭取不到之後你會放棄。那種……羞辱感『你啲嘢冇人要呀。』困擾着我很長時間，到最近幾年才擺脫了。」

「靠寫作維生太騷擾作者了。寫作不是我的職業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一種社會行為……寫作是屬於內心的，所以我常以宗教比喻寫作。」

（會考慮出簡體版麼？）
「不。我並不希望有太多讀者。因為我的作品是很安靜的，人一多便吵。」

（會考慮再版舊作麼？）
「我的編輯曾代我答道﹕還不是時候。我跟他說，你先等我死了吧……再版即是我要重新翻開舊作，我不想這樣做，目前我真的不願意再讀一次從前的作品。」

（關於生活。）
「在西班牙，每天早上醒來，喝一杯咖啡之後便開工，一直寫到下午兩三點，到四五點去上一小時的課，如果當天進度理想便收工，不然就晚上再寫。也算是有規律的。」

（關於中年。）
「我已來到人生的另一端。感到人生有限，要趕時間。趕及在死前做好要做的事。我年輕的時期比一般人長，所以發現衰老的時候感覺很突然，以前寫成了《晚蛾》。現在我已習慣了，很好。」

（鄧小樺問：現在你的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沒有。（唯一是）好好面對死亡吧。如今死亡是生活的命題；年輕的時候，死亡只是文學的命題，很浪漫。現在是實在的生活的命題。」

「希望自己死的時候是很溫柔、是有尊嚴的人。」

文／圖　何翹楚

習慣把自己刊登在報章雜誌的文章收錄在此，但這次有點猶豫－－全文充斥「敏感．詞」恐怕，又會讓我的網誌被大陸 GFW ……畢竟，又到五月底了。

即管試試貼圖吧。肯定豆瓣九點是過不了的。微博也許能擦邊球。

另有PDF版可下載：20110527 – MP世紀版 -楚 – 國民教育

弄了大半天，只因為我希望大陸朋友不必翻牆也能到這裡來。吁……

在野外的营地里，百余少年被分派到不同房间，案头是一大堆文学经典读本，还有格子爬不完的原稿纸，他们努力地埋头苦干，在三天两夜里非完成创作不可……
听到文学杂志《字花》的朋友说要在香港筹办一个文学营的时候，直接联想到的，只是“大家一起读书写字”。但原来，他们的野心不止于此，无论是理念还是形式，都相当的创新活泼，秉承《字花》掀起文学新气象的果敢作风，三天两夜的文学营跳脱出读写的框框，让少年人得到了丰盛多元的文学体验

这次，“文学营”拟定的主题是古老而恒久的，“自然”。没错，正是中外古今文人生生世世歌颂咏叹的对象：“自然”。在高度城市化的香港，有说中环价值高于一切，搞文学和谈论自然同样是另类之举，此次活动叫“字在山水文学营”，可说是边缘二次方。
当正式收到《字花》的电邮邀请时，瞥见活动表中闪闪发亮的名字：骆以军！梁文道！王良和！刘克襄！北岛！云门舞集！还有还有……不禁额手称庆，能够担当驻营导师真幸福，因为参加者的年龄需介于16至25岁，大龄文艺女青年只得望门抓狂了。
这次文学营是“笔可能写作计划”的一部分，两年前曾为他们出任高中写作班的导师，是以对主办者何鸿毅家族基金和《字花》很有信心。再者，文学营的总监是俞若玫，团队中还有邓小桦，她们都是众人欣赏的作家，也是朋友。安顿好自家事务，简直没有拒绝的理由。

第一天
密集的讲座、失败的慢食、挑灯笼夜行

作为小组的写作导师，还有一位“组爸”阿邦负责照顾10名组员。一如既往，事发前又整夜失眠。早晨集合，发生小小意外之后，全体浩浩荡荡登上旅游车。营地选址是位于新界区的石岗嘉道里研究中心。从不知道香港有这么优美的营地，建于山腰地带，背靠嘉道里农场，有两座矮小的平房作宿舍，树荫处处，空气清朗。抵达后安顿好一切，已差不多是中午时分。组员们坐在草地上翻开营刊，先读3位讲座者的作品。7位少女3位少年，悠然地留在树下的草地上，安静阅读，看着，心底泛起一阵异样感觉——星期三的大白天，竟然跟他们同在这里，何其不寻常，何其美好。
午饭后，密集的讲座开始了。刘克襄老师来自台湾，却是场内最熟悉香港自然风貌的人，风趣幽默的他特别喜爱香港有许多未被破坏的乡村，又热烈地推荐最好走的山径。第二位讲者吴明益老师清晰地解释何为“自然书写”，引用了不少精彩的章节和文句，继而述说台湾的自然书写浪潮如何鼓动起民间力量，争取保护自然区域；同学们似懂非懂的，倒是导师和《字花》同伴们深深感动了。最后演讲的是北岛老师，部分不谙普通话的同学到这会儿已现疲态，错过了他忆述其曲折的诗人生涯。
连听3场演讲，少年们有点吃不消了。幸好，立即便是晚饭时间，本地有机耕种的农夫作家袁易天先生，给大家烹调好美味的素菜。这一餐本来被设计成“慢食”，要同学细味有机食物，反思自然如何哺养我们的身体。但是设计完全失败了！无论是面包、香草豆腐或沙拉，都可口得过分，全体一致大快朵颐，根本慢不下来……
饭后进行小组夜行活动，给组员预备了传统纸灯笼，本来有点担心他们嫌弃这玩意老套，殊不知这群“90后”根本不曾用过蜡烛点亮灯笼，兴奋不已。阿邦带领一行12人，走在黑漆漆的树林间，又惊奇又好笑。营地毕竟偏远，夜间空气骤变清凉。走着走着，抬头发现广阔天际的点点星光；及后低头，发现水沟深坑里萤火虫的绿光。对习惯喧哗地用数码相机拍照的少年说：来，我们静静地观察和感受吧，这样的自然环境是如此不可多得。

第二天
舞动、观赏、冲击、营火

翌日一早起来，同学们在饭堂吃早饭的时候，需要找一个陌生的营友，对他说一个故事。说完这个故事，就得赶去参加舞动工作坊。由台湾云门舞集的老师带领同学想像“身体是山水”。老师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舞者。导师跟少年人一块儿玩，听着音乐用不同的方式跑跑跳跳，还要尝试用身体跟别人沟通。最后，每一组又得构思如何用身体和动作去演绎一首关于四季山景的诗歌。
接下来，有两小时，大家在营地里找一个地方，静静写作。本来预备了好几个题目和几篇范文，以帮助同学进入写作状态——但原来是多余的，他们早已构想好自己要写怎样的文体和内容。户外太阳伞下，大家占据几张桌子，听着蝉鸣，默默地写。导师也没闲着，勤奋地给每一个组员写明信片，待他们回家后，会很浪漫地收到这份小小的纪念。
下午，全体人员丢空整个营地，一行百人往嘉道里农场去，跟着生态导赏员参观。这里并非一般的动物园，在香港境内发现受了伤的野生动物，一般也会送到这里照料，要是动物能够康复，他们会将之放回野外，要是它们已丧失野外生活能力，农场就会收养它们。经验丰富的导赏员分享自然山野的知识见闻之余，还带我们看到许多不同品种的植物、解释生态结构如何互相依存，以及珍惜自然物种的重要性。但下午的太阳过于慷慨，众人走在偌大的农场里，渐渐累了。
回营后身体得以休息，思想却备受强烈冲击。不晓得梁文道老师有没有考虑过在座的听众大部分是高中生，他谈动物书写，竟然谈啊谈啊，谈到德律兹（Deleuze）的哲学概念“成为动物”（Becoming Animal）。按捺住心中的激动，紧紧跟随着他演讲的脉络，因为讲座后需要跟同学详细讨论。不出所料，本来昏昏欲睡的少年们猛地醒过来，忙不迭反思：“何谓自然？”“书写动物是可能的吗？”“自然书写有何意义？”如此层次分明的演说，讲者的个人魅力一直在发光，艰深的概念不单没有吓怕他们，甚至能激发高中生思考。及至晚上，营火会和音乐会要开始了，烧烤炉的火光还未旺盛，深陷思想冲击的少年少女们还在继续讨论……

第三天
采光行、新诗工作坊、重返地球

最后这个晚上，似乎没有年轻人打算早睡。营地里只余昏黄的路灯，走回宿舍的路上，四处可见少年少女们组成小圈子，带着纸笔或书本，有的读诗，有的写作。清晨4点半，俞若玫说她会在篮球场的空地上等大家，谁有兴致可跟她一起“采光行”。到此关头，导师们很乐于认老，然而少年们拥有100%的青春，组里至少8人比朝露更早现身，观赏天色和光线变幻，且丝毫不见疲态。
早饭后，他们又立即投入集体新诗创作。王良和教授稍后来到，给同学们上新诗工作坊。和蔼可亲的王教授分析同学集体创作的诗句，又教他们赏析3首新诗。那边厢，还有骆以军、樊善标、韩丽珠和邓小桦，为不同组别的同学分享写作散文和小说的经验。
当他们在用心学习的时候，疲惫的导师退到后方，默默听着他们读诗，偶尔出了神。现在已经是文学营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刚刚来临此地的异样感觉，再上心头。在这个不寻常的星期五，发现自己尽管不曾离开香港，却像是经历了一场极难忘的远方旅行。看！少年人在树下围住一位诗人，为一首诗动容、叹息，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一辈子，从未曾见过景象如斯。
即便是回到家中，不真实的感觉犹自萦绕不散，彷佛去过的并非文学营，而是火星，回归地球后需重新适应地心引力。邓小桦说，有此感觉者不独一人，他们立意要创造“不可能的文学空间”，看来是成功了。

链接TIPS
自然写作建议书单
吴明益《家离水边那么近》
刘克襄《11元的铁道旅行》
夏曼·蓝波安《冷海情深》
廖鸿基《讨海人》
蔡珠儿《南方绛雪》
阿宝《女农讨山志》
谢旺霖《转山》
吴明益《以书写解放自然——台湾现代自然书写的探索》
陈明柔主编《台湾的自然书写：二○○五年‘自然书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link 1, link 2

母親節快樂
﹕親愛的，今天是我第一個母親節

去年母親節，我在星期日明報訪問何式凝，報道她以拍攝紀錄片的方式研究，香港女性如何用各種方式和策略，去演繹「母親」，這個人世間最古老的角色。文末順便提及，我也身懷六甲，即將體會「成為母親」是怎麼一回事。今年黎編輯再約稿，小兒剛滿半歲，為紀念我第一個名正言順有份慶祝的母親節，我欣然說好。但，唉！身為一個女人，我的史詩當中，最難書寫的一章，正是過去那一年，自腹中孕育小生命開始的種種經歷和心情。成為母親不僅是精神和肉體上的巨大挑戰，更是讓女子一次又一次逼視自身，把自己的身分推倒又重塑，同時得急促地適應社會期望的，驚心動魄之旅。千頭萬緒，怎寫？

我想起上一次訪問我最喜愛的女作家，她問了我一個問題：「人們常說，生過孩子的女人才是完整的女人，你認為是嗎？」當我說出自己的答案，便突然從一大團無法整理的思緒中，清晰地找回自己的聲音。於是，我厚著臉皮跟自己的女朋友叩門，請她們給我提一個問題，任何關於生育和 motherhood 的問題，當作我的母親節禮物。她們當中有已婚的也有未婚的，本身並不是母親，但一同見證著我成為媽媽。我期望，這篇對話錄能呈現出，「母親」在我們這世代的香港女子之間，是怎樣的概念；當我們思量要成為母親或不，我們關心的嚮往的恐懼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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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baby（期待30歲／唔知想唔想生）：是什麼時刻或事件，讓你覺得自己已準備好當媽媽？需要刻意準備嗎？

答：
有個已婚女友也問過我相同的問題，我答她「Don’t think! Just shoot!」哈哈。在我自己的處境中，並沒有那「決定性的瞬間」。我甚至懷疑，其實有沒有可能事事準備定當才接這個 job？到底有沒有人能夠百分百準備好？到齊備一切「生仔之條件」，說不定生理上就喪失資格了。當然，有許多實際的考慮，是應該「刻意」去準備的，例如勞工法例怎樣保障懷孕僱員，什麼情況下才可享有有薪產假等資訊。然而心情上呢，由得悉「他來了」那個清晨開始，到他出生那天，整整九個多月，足夠預備有餘了。

言（27歲／好想生）：你覺得發現懷了孩子的母親，是否必須為孩子而結婚？（如果男朋友是孩子爸爸）

答：
生產過程之痛苦和生產過後之半條人命，假如身邊沒有他，我真不知道自己怎麼承受，怎可能熬過去。手術後我兩天不能下床，第三天靠他又扶又抱的才能走幾步。那個元氣大傷的身體連我自己也感覺難堪，多得他捱義氣照顧我。他的力量傳遞給我一種感覺：他為我所做的，並不是因為我們已經結婚，而是一些更堅實更重要的東西。我說是情義，你也可以說是愛。在生孩子這一關來說，女人有否結婚似乎不是重點，有沒有人愛你愛到可以承擔最虛弱的你和孩子，才最要緊。至於日後養育那方面，女人應不應為孩子而結婚，我還不夠經驗去判斷啊。

Lawall（25歲／唔知想唔想生）：抱著孩子時，你看見什麼？

答：
有時候看見自己，有時候看見自己的媽媽，有時候看見他……更多的時候我抱著他就密切檢視他有沒有鼻屎……

Ada（30幾／唔想生）：為咩要做阿媽？

答：
為了快樂！我早就想像有孩子是很快樂的事，我嚮往跟另一個生命無比親密。果然，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因為擁有許多許多的愛。此外我相信，成為母親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課。常常觀照到自己的執念，要是沒有如此不保留地付出自己，我想我是不能達到那深度的。

饒雙宜（27歲／想生同唔想生之間）：你想成為一個怎樣的媽媽/自己/人？

答：
強大。善良。溫柔。幽默。認真。

嬌嬌（25歲++／很想當媽媽）：現在的我常覺得媽媽很長氣，您成為媽媽後，有更體諒和愛自己的母親嗎？

答：
我一直勁愛我媽，其實。只是母女之間是很複雜的情意，無從簡化。總之，終歸是愛的。記得孩子剛出生那星期，我媽來看我時，帶了我嬰兒時期的照片來——那陣子，新生兒有如天降巨星一樣，基本上沒有人記得我了，然而我媽，因此惦記起我好多好多年前，被她生出來的樣子……相信在我成為母親以後，我和我媽之間添了默契，感情也深刻了。

H（31歲／唔想生）：生了BB之後，你最想自己一個人做的是什麼事情？

答：
去旅行。那種很短暫的，三天兩夜，稍事出走的小旅行。台北、上海和北京也有我喜歡的朋友，好想自己出發去看他們和他們所在的城市。或者不是城市吧，有海有樹有山的地方，一個人去走走。但是，每當這個念頭浮現，我也發現自己同時期待著，到兒子幾歲大了，可以跟他一起去旅行，一起去尋找美麗的事物。

貓波（過了30歲／唔知想唔想生）：你說過，孩子帶來無限的快樂，很快樂也很大鑊，我想知道的是，那隻鑊，是一隻怎樣的鑊，有多大？

答：
大到蓋住了我整個人生。我無法回到「非媽媽」的思考和行為模式去。事業前途理想等命題，也得換個媽媽模式來重新操作。而你我都很清楚，這個社會依然是父權社會啊。十年前，記者訪問成功女性總是要問「你點樣兼顧事業與家庭」但從來不會問男人相同的問題，依你看，社會的意識形態有重大改變嗎？幸好，我們現在相對地有更多空間去發揮，就算一隻鑊是揹住了，也有偶爾放下來透透氣的時候，又或者，可以用我自以為型少少的方式去揹住它。

王細（30歲／唔想生）：孩子出生後，你覺得「我」與「媽媽」變成同一個人抑或「我」退到背景去？

答：
其實我分不清楚「我」和「媽媽」的界限在哪裏。「自我」和「媽媽」在我的生活裏並不是衝突和對立的。譬如說，當我到文學營去當導師，三天見不著孩子時，我的心仍然是一個媽媽的心；同樣地，當我在家中餵孩子吃米糊，給他換尿布時，難道我的靈魂就不再是我的靈魂嗎？不過，在實際的家庭作業系統中，難免有進退兩難的時候，就像這篇稿，寫時已跑開了四五遍，因為孩子不肯好好喝奶……

文／ 楚（http://lazylife.org）
編輯 陳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