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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专访西西：我只是想带新造的猿猴出来
2011年08月01日 来源：上海壹周 (2011.8.1 小文艺03)

尽管西西小说一直由台湾洪范书店拥有版权，近年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版，然而远在此以前，对内地读者来说，她早已不止是“港台文学作家之一”。香港作家陈宁说，香港书展年度作家奖有如终身成就奖，真正撼动整个香港文坛的是，西西终于肯出现在翘首以待的文学爱好者面前。

文/特约记者何翘楚 摄影/李智良

“我只是想带新造的猿猴出来……”西西在今年香港书展期间推出新书《猿猴志》，并在大会为她专设的文艺廊展馆中，跟大家分享她在癌症复原后，用左手缝制的熊偶、猴偶、精心布置的18世纪乔治亚娃娃屋、她的手稿，以及不同时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的《我城》。
这一次见面之后，也不晓得还有什么机会邀请西西出来，是以各媒体积极争取访问机会。她的多年好友、诗人何福仁为她义务编排活动，告诉大家书展期间老人家很忙，一天应对两三个访问。与西西相约在书展结束后第一天，倒成为了她近来最后一个访问。因此，她的心情轻松了不少。差不多两小时后，不是何福仁提醒，西西还留意不到她需要休息了。

她的上海

“西西，原名张彦，1938年生于上海……”每回读到西西的简介，都会再一次确认她和上海的渊源。她说家里本是中山人，但她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她至今还会说上海话。
小时候，她在家中说的是粤语，跟朋友、同学沟通是沪语，学校教学则是国语。那么，有没有感觉到口语和书写之间的距离？“不会的，说起来，我写作时脑海里响起的是国语。现在我读香港的报纸，每当他们写的是港式口语，我也要稍微停顿，把那些口语读出声音来，才明白字词的意思。”
她童年时住在大西路上（后称中正西路，再改称延安西路），最记得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中午时分，跟同学一起提着饭盒，跑过操场，到一家“泡水馆”（她解释，那是一家专卖热水的店），光顾一勺热开水浇在饭盒上，再用布把它包回学校里吃。
她一一比划着童年时上海的故居，它本来是马会职员办公室的平房，家里看得见大马路。在《候鸟》中她写下1949年解放军入城的印象，当时还在念小学的她跟父母一起围拢在床边的窗前，屏息静气地注视着……“后来我曾经回去上海，小时候住的那房子还在，我还到一直没有搬离的邻居家里作客。只是后来再回去时，房子已经拆掉了，要起高架桥。”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不记得了。”——西西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当她要向你呈现那本来是附在练马场旁边的故居，或是一件她手造的微型家具时，她在桌上用手比划着，口中描述一切完好无缺的细节；但是七十有三的她说“不记得”时，也很干脆。

西西老师

出于礼貌，很多人尊称西西为老师，其实这尊称也很准确——她在香港念完师范学院以后，一直在小学里当教师。她主修英语教育，不过基本上大部分科目都教过。一般读者或会想象，当小学老师的西西是如何活泼，但原来她并不喜欢教书：“那是一份没有满足感的工作。每天早上我写作，很快乐。下午回到学校，就是上班的心态，然后回家去，不用改作业的话再写作。”
没有满足感的原因是，她老是被学校安排去教成绩最差的班，学生的课堂表现使她头痛。最愉快的那一年，是在校内3年实习期满，学校给她编了成绩最好的甲级学生，让她能在视学官面前顺利过关；她教的是小学二年级的中文，作文课只需要教“造句”，她给孩子一些词语，又和他们读短短的新诗，孩子们都写起新诗来——在1960年代的主流教育里，这是相当创新的方式。后来教育司署开始推出“活动教学”，把她调到另一家小学去教四年级的中文，她忙不迭拒绝了：“又得做新教案、新教材，还常常有人来视察，很麻烦！”对西西来说，她真正热爱投入的，并非教学，而是写作的世界。

然而在香港，无论是50年前或50年后，坚决不变的现实是：爱好文学创作，绝对不可能养得起自己。西西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有没有当双面人的感觉？“不会呀！我用笔名，学校里没有人知道我是写作的。”何况稿费根本微不足道，又不是论政什么的，不会有人干涉（或理会）。“我们年轻时，本土出版并不如今日兴盛，报上的专栏总是有一批人写了好久，占着地盘不放手，发表作品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她和一伙朋友筹办“素叶文学”，独立出版文学杂志和书籍，既付款也供稿。其实，情况到今天仍不见得有所改变。
在39岁那一年，由于学童人数下降，政府鼓励教师提早退休。她一想到可以靠退休金生活，有每天写作的自由，便毅然离职。当时她没预计到，十多年后香港的经济起飞到那一点点退休金并不足以应付生活的程度，而版税和稿费，即使她在1980年代初于台湾凭《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大红起来，还是一样的微不足道，她直言“连缴税的资格也没有”。不过，能拥有时间和专注力，全身投入写作和她广博的兴趣，她宁可生活得简朴。

并非童趣

问西西有没有读过别人对她小说的评论，她直话直说：“批评的，我不管。就算是赞美，我也会看看他们赞的是什么。许多人根本不懂得我的小说好在哪里。有时我一看，咦，你根本没弄清楚我用过的功在哪里呀！我为什么会用那个写法，是因为我读过哪些文学作品，评论的人从来没看过，自然看不出所以然。唯有郑树森是知音，我下笔的手法，参考了哪些原著，他都读过，因此读得懂。”她尤其不乐意评论人一致推举《我城》为“童趣之作”。
“这么多年来，从不曾有人问起过，小说较前的段落有一群人示威的场面，他们到底在争取什么？阿发的老师两夫妇后来怎么样？最后他们在草地上，有泡沫飘扬是什么意思？根本就没有人留意过。”西西语气倔强，目光也锐利起来：“其实那些人是在争取合法自杀的权利，正如后来人们说的‘安乐死’，但我写的这些人是要自己选择给自己进行安乐死。阿发的老师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很受存在主义影响，认为这世界上有太多人了，地球的资源不敷应用，生命没有意义，一心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小说结尾草地上的肥皂泡，其实是安乐死的手术，那群人采用化学手段自行了断。”
《我城》写于1970年代，当时的知识分子追寻颇极端的存在主义。西西说她认识的朋友在海边走着走着，走到海中心去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情使她不断思索，平日看上去好端端的他们为何会结束生命？这一部小说，有那些朋友的影子在。但是，那伏笔写得很晦暗，以至多年来没有人问过她“真相”。
对于各种评论，西西有点不吐不快：“值得评论的不是小说的内容。议题不是最重要的。但许多评论说来说去只会讨论小说的议题。真正重要的是手法。就像苹果，人人画苹果，整个欧洲艺术史当中，每个画家的苹果怎么不一样，才值得讨论吧。一幅画的主题是苹果有什么好谈？电影也是，评论导演的手法才是重要的。”
经常被强调童趣，西西也觉得是一种误解。她说，其实她只有少数作品是以孩子的眼光看世界，“用孩子的声音去写小说，只因为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社群。”她说自己还有好些作品是从弱势社群的角度出发，就如《玛丽个案》，只是那些作品甚少被记起。
在书展讲座上，西西的好友许廸锵说起一件旧事：话说西西在台湾发表《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后，由于小说用第一人称“我”写成，她收到了一位纯情读者的来函，跟她说：“小姐别害怕！我会一生一世保护你！”陪同她前来的何福仁在一旁笑不拢嘴，西西却显得有点无奈和腼腆。当评论者把作者和小说中那个人物、那把声音混为一谈，也就跟纯情读者差不多，把小说中的“我”误认为就是西西本人。何福仁补充说，西西写小说就像一个演员，走进了不同角色之中，演绎出各式各样的故事，不等于她就跟角色拥有相同的特质。不愿意小说再被标签为“童趣之作”的西西为大家如此开脱：“可能别人看我喜欢玩具，喜欢造毛偶吧……”
无法肯定她是否同意自己活像一个不会投入自己的艺术家，她只是说，在大部分作品当中，她认为自己是“在其中”的。

Notes后记

访问当中，还有许多美好而珍贵的话语，一些难忘的印象，我多么渴望，能够一一告诉读者。譬如说，访问中途，西西突然转向何福仁，要求他准许给她的柠檬茶添些糖水，何福仁像个口硬心软的严父，一边告诫她糖尿病不可喝甜的，一边给她添了两回。我问她：平日可喜欢看电影？她说她喜欢的是动画，《冰河时期》什么的，《魔戒》也喜欢。还有，我告诉她，我的好友智海曾向我炫耀，西西老师送了一只亲手造的布偶给他，她听了觉得很好笑：“不过是用袜子造的娃娃！这也好炫耀的？”
离开前，我问她可愿意到午后的阳光中拍几张照片。她欣然说好，并且，以喜悦的步伐走到摄影师、作家李智良指定的地方，站得笔直，双手垂在身旁，脸上展开了不擅长的笑容——我完全明白，即便是一番误会，她的人，确实是散发着如同孩子般纯真的魅力。这也说明了，其实大家对这位文学大师，是何等的喜爱和珍惜。

* [註: 此乃編輯修訂版, 原文更長, 改天我再另文補充。]